神秘奇妙的大自然从来具有寄托人们深情、诱发诗人灵感的不可思议的力量。襟江带湖、悬泉笼雾而特出南斗的庐山和它周围的山山水水可以看作是中国山水文学的摇篮。
南朝是中国山水诗的形成时期。文学史家视谢灵运为山水诗的鼻祖。而检索汉魏以来诗作,我们发现在永嘉山水文学尚未出现时,慧远和湛方生便已涉笔寄情于庐山山水了。湛方生生卒年不考,清人毛德琦说他是东晋太元(376 一396 )间人,则略早于慧远。他有三首诗写到九江山水,即《庐山神仙诗》、《帆入南湖诗》、《还都帆诗》。这是我们今天能见到的最早描写九江山水的诗。《庐山神仙诗》四言四句,写吸风饮露、宾友松乔的沙门乘云轻举之事。事属玄虚,而诗序写庐山之险峻是一段很好的文字。文曰:“寻阳有庐山者,盘基彭蠡之西,其崇标峻极,辰光隔辉。幽涧澄深,积清百仞。若乃绝阻崇险,非人迹之所游。窈窕冲深,常含霞而贮气,真可谓神明之区域,列真之苑囿矣。”山高涧深,含霞贮气,写出了庐山的自然特点。《帆入南湖诗》曰:“彭蠡纪三江,庐岳主众阜。白沙净川路,青松蔚岩首。”后代诗人常将庐山与彭蠡合写,此诗可谓开风气之先。
第二个描写庐山的就是释慧远了。慧远(333 —416 )在孝武初年移居庐山西林寺东侧。江州刺史桓伊为建东林寺。他主持东林寺三十六年,创净土宗,名满江南。慧远博学能文,雅好山水,讲经之余也与门徒杖锡以游,著有《庐山集》十卷。他的《庐山东林寺杂诗》、《游石门诗》即为纪游之作,而旨归佛理。但较之湛方生的诗作,对于庐山风物之着笔要多,亦可以从诗中见到诗人对于庐山风光的审美愉悦了。《庐山东林寺杂诗》云:“崇岩吐清气,幽岫栖神迹。希声奏群籁,响出山溜滴。有客独冥游,径然忘所适。挥手抚云门,灵关安足辟?流心叩玄扃,感至理弗隔。孰是腾九霄,不奋冲天翮?妙同趣自均,一悟超三益。”此诗前十句写庐山崇岩清气和山间泉韵之美,漫游山间,径然忘其所之,举手可以触及流云出没的门户,于是不必去叩问神灵的所在了。山水之乐即在写景叙事之中。《游石门诗》云:“忽闻石门游,奇唱发幽情。褰裳思云驾,望岩想曾城。驰步乘长岩,不觉质有轻。”一千六百多年前,一群长在经堂打坐的佛门弟子结队而游庐山,驰步长岩,发为歌唱,甚至感到身体都变得轻盈了。
如果说《庐山东林寺杂诗》是庐山山水诗的滥觞,那么湛方生《庐山神仙诗》的序与慧远《游石门诗》序以及《庐山记》就可以视为庐山山水散文之源头了。《庐山记》全文550 余字,首叙庐山的地理位置及其得名的由来,接写庐山的总体形势:“其山,大岭凡七重,圆基周回垂五百里,风云之所摅,江山之所带,高岩仄宇,峭壁万寻,幽岫穿崖,人兽两绝。天将雨,则有白气先搏,而缨络于山岭下。及至,触石吐云,则倏忽而集。或大风振岩,逸响动谷,群籁竞奏,其声骇人,此其化不可测者矣。”然后分写山北、山南、东南诸岭形势。其写香炉峰一段尤为出色:“东南香炉峰山,孤峰独秀起,游气笼其上,氤氲若香烟,白云映其外,则炳然与众峰殊别。将雨,其下,水气涌出,如车马盖,此龙井之所吐。”此是一篇最早、最详尽地记叙庐山形势与山中风云变幻之种种形态的散文。《游石门诗》序560余字,以“游”为线索写石门一带的景物,善以写出天气变化中的景物特色。如:“游观未久,而天气屡变。霄雾尘集,则万象隐形;流光回照,则众山倒影。”文中多次写到对于山水的审美愉悦。如“触类之形,致可乐也”:“拥胜倚岩,详观其下,始知七岭之美,蕴奇于此”:“斯日也,众情奔悦,瞩览无厌”。写得情景交融,是一篇典型的游记,也是一篇最早的山水文章,对后代的游记颇有影响。其由景立论,阐发佛理的方法,我们甚至可以在苏轼的《赤壁赋》中窥见它的影子。
谢灵运、鲍照、江淹都是南朝山水诗的重要作家。庐山的青山秀水曾给他们以美好的感受。谢灵运是历史上第一位登上庐山绝顶的诗人,他的《登庐山绝顶望诸峤》诗曰:“山行非前期,弥远不能辍。但欲淹昏旦,遂复经盈缺。扪壁窥龙池,攀枝瞰乳穴。积峡忽复启,平涂俄已闭。峦陇有合沓,往来无踪迹。昼夜蔽日月,冬夏共霜雪。”诗的前半写登临的喜悦。本来是只拟游玩一天的,不料竟过了半月。后半写景,写出了庐山的风云变化、山深林密与“冬夏共霜雪”的清凉特色。他的《入彭蠡湖口诗》是第一首写鄱阳湖的诗。诗将湖中的风涛、岸上的绿草、古时的传说结合在一起,有客游的倦意,也有自然观照的喜悦。
接踵谢客登上庐山的诗人是鲍照。他有《登庐山诗》二首及《从登香炉峰诗》一首。方东树批评《登庐山诗》“换一人,换一山,皆可施用”(《昭眛詹言》卷六),说得不错。但鲍照此诗已不是谢客之好强入玄理,而是用全副笔墨来写山了。这也是一种发展与进步。如果说鲍照的诗未能写出庐山特色,那么他的《登大雷岸与妹书》则写出了庐山的典型风物。其中写道:西南望庐山,又特惊异。基压江湖,峰与辰汉相接。上常积云霞,雕锦褥。若华夕矅,岩泽气通,传明散彩,赫似絳天。左右青靄,表里紫霄。从岭而上,气尽金光,半山以下,纯为黛色。
这是一幅庐山远景。云气霞光,色彩绚丽,仿佛是一幅气韵生动的金碧山水。虽然是一封书信,但其对后世山水文学的发展颇有积极影响。明人张溥《汉魏六朝百三家集题辞。吴朝请集》云:“《与宋元思书》盛称富阳、桐庐山水,微吟摹拟,则士在鄮县、明远大雷,波澜尚存。”意思是说吴均的《与宋元思书》之写富阳、桐庐山水是受到陆云《答车茂安书》(是书言鄮县土地之美)与鲍照《登大雷岸与妹书》的影响的。不只如此,大而言之,中国山水散文的发展就是源于南朝此类书信体的山水小品与地理著作中的山水描写的。
梁朝的江淹善于拟古,张溥说他“拟临川游山,又似深知谢者”(《汉魏六朝百三家集题辞。江醴陵集》)。他的《从建平王登庐山香炉峰诗》就颇有谢客情调:“瑶草正翕赩,玉树信葱青。絳气下萦薄,白云上杳冥。”写景明丽。“中坐瞰蜿虹,俯伏视流星”。又从俯视角度写出了庐山的高峻。“日落长沙远,曾阴万里生”。则写出在香炉峰上纵目所望的高远境界。诗的意境、技巧比慧远、谢客、鲍照的庐山诗都更为高妙了。
梁、陈以后诗人描写庐山山水的视野更为扩大了,不只写山,也写湖,写江,写江湖交接处的孤石(即今所谓大孤山,又称鞋山)。不只泛写庐山,也写庐山的具体景点了。逯钦立编的《先秦两汉魏晋南北朝诗》中描写庐山及其附近山水的诗共有二十二首(有争议的作品,如谢灵运《登石门最高顶》,没有计入)。五岳之尊未得诗人如此青眼相看:据上书统计写泰山诗只有三首,衡山诗五首,华山、蒿山、恒山,还有被称为“黄山归来不看岳”的黄山,均尚未见有人吟咏。不错,谢客在吟咏庐山之前,在永嘉太守任上及其辞官家居始宁期间已写过大量的山水诗,以致“远近钦慕,名动京师”(《宋书。谢灵运传》)。然而永嘉山水,自灵运去后,鲜见题咏。会稽山水,除王羲之《兰亭集序》外,同世也有不少兰亭诗。而序与诗主要不是模范山水,且入宋以后,会稽山水也几乎不见形诸诗文了。要而言之,在山水文学逐渐形成的时期(东晋迄于梁、陈),庐山及附近的九江山水比任何名山大川,就诗文以及作者的数量(清毛德琦著《庐山志》录有庐山诗文的东晋、南朝作者十九人)而论,都是第一位的。庐山山水的自然美作为文学描写的客体与中国山水文学的形成有着密切的联系。以庐山为中心的山山水水是中国山水文学的一个重要策源地,可以说是山水文学的摇篮。
到了唐代,山水诗蔚为大宗,出现了田园山水诗派,但并非没有山水诗人桂冠的诗人就不写山水诗,李白、杜甫、白居易这样的大家且不说,二三流的诗人,他们的集子中也都有若干山水题材的作品。审美山水,在唐代已成为诗人的共同习尚了。唐代是一个大统一的时代,江南塞北可以任意遨游,诗人的视野拓宽了。华山、黄山、终南山、蒿山接踵至于诗人笔下。然而,还是庐山更得诗人青睐。《庐山志》载有庐山诗文的唐代作者107 人。据笔者粗略统计《全唐诗》中写庐山的诗180首,加上写鄱阳湖、大小孤山等处的诗篇,合计近300 首,这也是别处山水所没有的殊荣。所以,称庐山及其附近的九江山水为中国山水文学之渊薮,实非夸张之辞。
宋人陈舜俞在他的《庐山记》中写道:“庐山峰峦之奇秀,岩壑之深邃,林泉之茂美,为江南第一。”周围五百里的庐山,山上山下有数十个风光佳美的景点。唐代诗人描写庐山,已开始了对某一景点之具体深入,也有了对峰峦、云海、瀑布等某一特点的描写,整体之美的描写则较南朝诗人写得更为壮美了。在方法上或仰观,或俯视,或在江上见山,或在湖中见影,山与江、与湖、与城,自然与人文合写,变化多端,千姿百态。这固然是因为庐山山水的多姿多态,“远近高低各不同”,也可以从此见出唐代诗人的艺术进步。庐山山水诗的繁荣是中国山水诗繁荣的一个重要侧面,其在艺术上的进步是中国山水诗发展进步的标志。
从整体上描写庐山的诗以李白的《庐山谣寄卢侍御虚舟》为好。诗曰:“庐山秀出南斗傍,屏风九叠云锦张,影落明湖青黛光。金阙前开二峰长,银河倒挂三石梁。香炉瀑布遥相望,回崖沓嶂凌苍苍。翠映红霞映朝日,鸟飞不到吴天长。登高壮观天地间,大江茫茫去不还。黄云万里动风色,白波九道流雪山。”此诗方写庐山高耸入云,忽写它映入彭蠡成一湖黛色;一会是云霞朝日中的苍苍叠嶂,一会又俯视九道滚滚白波。笔致灵动,变幻莫测,雄奇瑰丽,境界高远。王贞白的《庐山》也写得很有气势:“岳立镇南楚,雄名天下闻。五峰高隔日,九叠翠连云。夏谷雪犹在,阴岩昼不分。唯应蒿与华,清峻得为群。”此是用仰视角度对庐山所作的一个总体观照,着重突出庐山的高大形象。李咸用的《庐山》诗亦重点写庐山的高大:“余阴铺楚甸,一柱表吴门。静得八公侣,雄临九子尊。对犹青熨眼,到必冷凝魂。势受重湖让,形难七泽吞。”虚实兼写,气势磅礴,也是总写庐山的好诗。
就庐山某一自然美的特色而言,诗人尤好写瀑布之美。庐山有许多瀑布,如黄龙潭瀑布,乌龙潭瀑布,马尾瀑,玉渊瀑,香炉峰瀑布,三叠泉瀑布等等。唐人有许多专题瀑布的诗,非专写瀑布的也常常诗中及之。庐山诗十诗七瀑大约是不错的。遗憾的是终唐之世,似乎还没有一位唐代诗人发现五老峰下的三叠泉。南宋以后,诗人对三叠泉则趋之若鹜了。刘过、方以智、屈大均、魏源,都曾用他们的彩笔画出了三叠泉的壮美形容。
就人文景观而言,庐山最有特色的是寺庙之多了。宋人晁补之诗云:“三百僧房缀蜜脾。”明人张率诗曰:“庐山到处是浮图,若问几家半个无。”略举南朝以前古寺:山北有东林寺、西林寺,山上有大林寺、园通寺,山南有归宗寺,等等。唐人的庐山诗已经有了一个重要特色:以寺为题。寺庙都建在风景胜处,山水成了寺庙的背景,寺庙就成为山水的修饰了。因此写寺庙的诗往往也就是一种山水诗了。
唐人的庐山诗在风格上有多样创造:有孟浩然“东林精舍近,日暮但闻钟”的悠远,有白居易“楼阁宜佳客,江山入好诗”的闲适,有张九龄“万丈红泉落,迢迢半紫氛”的瑰丽,而唐人庐山诗的主体风格是以李白为代表的雄奇飞动:“西登太白峰,南望瀑布水,挂流三百丈,喷壑数十里。欻如飞电来,隐若白云起。初惊河汉落,半洒云天里。”(《望庐山瀑布水二首》之一)这种主体风格和与之共存的浪漫气息一直影响到明清诗人的庐山诗作。
唐代的山水文并不发达,《全唐文》中真正将山水作为审美对象来描写的山水文不到四十篇。其中写庐山的有李白《游庐山序》、白居易《草堂记》、《游大林寺序》、李德裕的《望匡山赋》与《大孤山赋》、李征古《庐山宴集记》等八篇。在唐一代能有这样多的文章去表现的只有庐山山水与永州山水。以作家论,永州山水只知遇子厚,而庐山山水则有更多知己。唐人描写庐山的文章以白居易的《草堂记》为上。居易草堂在香炉下。文章先写香炉峰一带风光:“匡庐奇秀,甲天下山。山北峰日香炉,峰北寺曰遗爱寺。介峰寺间,其境胜绝,又甲庐山。”以下写草堂附近的环境:“是居也,轮广十丈,中有平台,半平地。台南有方池,倍平台。环池多山竹野卉,池中生白莲、白鱼。又南抵石涧,夹涧有古松、老杉,低枝拂潭,如幢竖,始盖张,如龙蛇走。”这是工笔,再用粗线条技法写草堂中耳目可及的庐山景物:“春有锦绣谷花,夏有石门涧云,秋有虎溪月,冬有炉峰雪。阴晴显晦,昏旦含吐,千变万状,不可殚记。”《草堂记》是慧远《庐山记》后又一篇描写庐山的美文,在唐代山水文中亦堪称上品。
宋代山水文学上承唐代而有长足发展,出现了不少模范山水而诗文兼擅的作家。宋代诗人的山水视野又比唐人广阔。黄山、衡山、九华山、南京钟山、杭州西湖这些名山胜水之外,湘中、江浙与江西的许多原不知名的山水也为诗人所题咏。不过宋代诗人吟咏最多的还是庐山山水。其证有二:一是清人编《庐山志》,录宋代庐山诗文作者有王禹偁、黄庶、欧阳修、曾巩、苏軾、苏轍、黄庭坚、文同、陈舜俞、王安石、张孝祥、王十朋、朱熹、赵师秀、杨万里、陆游、谢枋得等71人,真可谓彬彬之盛,宋代大家尽在于斯矣。而这收录是不完全的,如徐照、释道潜均有多首庐山诗,却未厕名其中。二是清人吴之振等编的《宋诗钞》。此书录诗2780首,其中写庐山山水之作为92首,而其他如杭州西湖诗、南京钟山诗,数量上亦不如庐山诗多。
庐山也是宋代山水文作者瞩目的中心。苏轼除著名的《石钟山记》外,还有《记游庐山》、《李氏山房藏书记》,王廷圭有《游庐山记》,周必大有《庐山录》、《庐山后录》,李洞有《庐山游记》。此外,黄庭坚、朱熹、陆游等人的寺庙、道观记,也离不开描写庐山山水,也是山水文的一种形式。
庐山之所以能成为山水文学之摇篮,自有多方面的原因,其中庐山的自然环境不能不说是主要原因:一是庐山襟江带湖,交通方便,文人骚客,便利往来。二是庐山峰奇谷邃,林木茂密,水源丰富,可以隐于斯,读于斯。不似泰山、华山、黄山,只可作短暂的一日游或数日游。三是宗教兴盛,寺庙道观甚多。道人释子或好诗文,更与名士唱和,推波助澜。于是文采风流,绵绵不绝。庐山对于中国山水文学之贡献可谓大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