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慧远的“三报论”和道教的“承负说”都是独具特色的因果报应思想，两者都有其自身的思想理论体系，对两者加以简单的比较分析，可以看出两者的异同，从而能更好的理解两种思想理论的精髓。
关键词：慧远 三报论 太平经 承负说 因果报应
在中国的传统文化意识中，因果报应思想一直是根深蒂固，而且丰富多彩，它所包含的“善恶报应”这一伦理道德观念一直深深的影响着民众的心理和生活。因果报应虽说是佛教的根本要义，但是在中国几千年的文化积累和沉淀中，也有类似于因果报应的各种各样的流传，其中最具特色、最有代表性的就是东晋名僧慧远的“三报论”和道教的“承负说”，他们的核心思想虽然都是因果报应，但其中却有不同之处，本文企图以慧远的“三报论”和道教经典《太平经》中的“承负说”为蓝本，对两种因果报应思想进行简单的比较分析，以便可以更好的理解佛教的因果报应说和道教的“承负说”这两种理论的精髓所在。
一、两种思想理论的源起
佛教的因果报应说最早来源于印度佛教业报轮回的理论，而慧远的“三报论”思想正是在此基础上与中国有关的传统的思想观念结合起来而阐发的理论。
印度佛教认为世界事物是，“已作不失，未作不得”。“因”未得“果”之前，不会自行消失；反之，不作“因”，也不会得“果”。人们的思想行为也是如此，都有其相应的后果，这就是业报。“业”是造作的意思，指人的一切身心活动。“报”即果报、报应。由于身、口、意“三业”善恶性质的不同，必定得到相应的不同果报。佛典说：“业报三种，善、不善、无记；从善、不善生报，无记不生。”（《成实论》卷七）“无记”是不善不恶的、中性的思想行为，不带来果报，善的“业”必得果报。
慧远在此基础上将印度佛教的业报论和中国实际相结合将因果报应说发展成为“三报论”，即人有三业、业有三报、生有三世。其基本理论框架就是人有三业，三业性质不同，各有定报。报应有三种，即现报、生报和后报，由于人有三报，人的生命也就不只限于今生，还有所谓前生和后世，即有“三生”或“三世”。
道教早期经典《太平经》中对“承负”二字提及甚多，对承负思想也有比较系统和精辟的阐述。所谓“承负”，《太平经合校》卷三十九之《解师策书决第五十》中解释说：“承者为前，负者为后；承者，乃谓先人之本承天心而行，小小失之，不自知，用日积久，相聚为多，今后生人反无辜蒙其过，连传被其灾，故前为承，后为负也。负者，流灾亦不由一人之治，比连不平，前后更相负，故名之为负。负者，乃先人负于后生者也；病更相承负也，言灾害未当能善绝也。”由上述文字我们可以看出，承负的意思就是说今人的福祸遭遇，取决于其先人的善恶行为；而今人的善恶行为同样也对其后人的福祸遭遇产生着影响。在这里，《太平经》尤其更强调的是负面影响。先人的过失遗其恶果于后人就是“负”；后人承受先人的过失行为所导致的恶果就是“承”，代代既相负又相承。按照这样的推理，自然可以得出如下的逻辑结论：任何人在他行事做人之时都应该三思而后行，因为自己的错误行为可能会给子孙后代带来不幸的遭遇。
“承负说”是《太平经》一书中反复议论的重要主题，很多学者在他们的著作中都指出了“承负说”在哲学史和道教史、文化史上的重要地位，但是“承负说”的渊源却有很多说法。依据著名宗教史家汤用彤先生《读<太平经>书所见》一文，“承负说”是在《易?坤?文言》中的“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的因果报应思想的基础上发展而来，但他同时又认为该说“为中土典籍所不尝有”，因此怀疑其实“比附佛家因报相寻之义”的创造。概言之，他认为“承负说”要么是起源于儒家思想，要么就是吸取了佛教义理。
由此看来，“三报论”和“承负说”虽然解释不同，但其理论来源却有很多相同之处。
二、两种思想产生的社会背景依据
两种理论的产生都有着社会观的依据。在现实生活中，所有的社会现象并不一定都是“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为善早夭，为恶寿长的现象是可以经常见到的。而慧远的“三报论”和道教的“承负说”却从不同程度上给这一现象以妥善的解释。
在当时地主阶级建立中央专制主义的政权后，为了强化封建压迫，巩固其等级统治，在汉代提出了人分九品之说。而慧远则从宗教神学的角度论证了九品存在的原因。慧远说，人有善恶，并逐渐积累增加而达到极点，其中的报应就有九品的区别。九品的区别不是今生所作做的善恶的报应，而是前生所做的善恶的报应。
慧远在《三报论》中详细地论述了这个问题，提出了一种解释：“世和有积累而殃集，或有凶邪而致庆，此皆现业未就，而前行始应。” 就是说善人受祸，恶人享福，是因为他前世的行为在今生得到的报应，而今生的行为所应该得到的报应还没显现出来，可能要到来世才能显现出来。
对于这种社会现象，“承负说”是这样解释的。《太平经合校》中卷十八至三十四之《解承负诀》曰：“凡人之行，或有力行善，反常得恶；或有力行恶，反得善。因自言为贤者非也。力行善反得恶者，是承负先人之过，流灾前后积来害此人也。其行恶反得善者，是先人深有积畜大功，来流及此人也。” 意思是说，有的努力行善，反而处处遭殃；有的恶贯满盈，反而平安无事。努力行善反而处处遭殃的人是承受了祖先的罪过；恶贯满盈，反而平安无事的人是享受了祖先积累的阴功。
不论是慧远的“三报论”还是道教的“承负说”都给当时人们无法理解的社会现象做了一个牵强又看似合理的解释，从一定程度上为当时统治阶级辩护，稳定了统治阶级的地位和被统治阶级的不平衡的心理。
三、两种思想的理论基础
慧远的“三报论”理论是建立在他自己的一种本体论基础之上的。慧远认为信仰因果报应说的最后目的，在于超出报应，也就是在于“反心”，进入“涅槃”境界。在慧远看来涅槃、法性、神是同等层次的，都是本体。可是，“神”难免为贪欲、情识所累，所谓“无明掩其照，故情想凝于外物；贪爱流其性，故四大结而成形。形结则彼我有封，情滞则善恶有生。” 也就是说尽管“神”具有本体特征，但由于寄宿于形，就难免为贪欲、情识所累，从而无法体性求宗。因此，要去破除那破坏“神”的贪欲、情识，只有破除贪欲情识，才可能使“神”之本性恢复并彰显出来，才可能进入涅槃境界。可见，慧远对“神”的论述，实际上是自觉的回答为什么需要报应、如何报应等问题。
由于“神”为情欲所累，因而造孽的情识和贪欲应遭到报应，而这个报应主体无需在“业”外找寻，情欲萌生于心，因而报应应据事以责心。慧远说：“夫事起必由于心，报应必由于事。是故自报以观事，而事可变，举事以责心，而心可反。” 也就是说，人之所以会得到祸福报应，是因为他的心导致的，因而是福报还是祸报应与其业行相对的，而且应该拿自己所得的报应去检讨自己的心。在慧远看来报应是一种“自作自受”的行为，因此无需再找“天”来作为报应的主宰者。所谓：“是故心以善恶为形声，报以罪福为影响。本以情感，而应自来，岂有幽司？由御失其道也。然则罪福之应，唯其所感，感之而然，故谓之自然。自然者，即我之影响耳。于天主宰，复何功哉？”
承负说的哲学基础是天道循环理论。《太平经合校》中卷七十三至八十五之《阙题一》说：“元气恍惚自然，共凝成一，名为天也；分而生阴而成地也，名为二也，因为上天下地，阴阳相合施生人，名为三也。三统共生，长养万物名为财，财共生欲，欲共生邪，邪共生奸，奸共生滑，滑共生害而不止则乱败，败而不止不可复理，因穷还反其本，共名为承负。” 元气恍惚杳冥，混沌一团，叫做“天”；元气分化出“阴”而产生了地，出现了天、地，这是“二”；在上为天，在下为地，阴阳二气相合产生了人类，出现了天、地、人，这是“三”。三才和合，产生财物，财物使人们产生贪欲，贪欲产生奸邪，奸邪产生混乱衰败，混乱衰败达到极点就会返归本原，所有这些天道循环的环节之中都贯穿着“承负”的规律。
从夏殷时起，“天”就是宇宙和人类社会的最高主宰，而奴隶主贵族统治者则被赋予“天之元子”的神性。随着时代的发展，社会的变迁，制度改革了，而其道却没有改变，所谓天纲、人伦、政治、教化、习俗等依然如故，历史在正三统的形式变换中循环往复，统治者只有以德配天，才能巩固其统治。因而在整个“承负说”中“天道”是万物周转的必然规律，“天”是一切的主宰者，是承负的施报者。
综上所述，不难看出慧远的“三报论”和道教的“承负说”的理论依据不同，也形成了其各自的因果报应特色。慧远强调的是自报或是他报，而承负说突出的是他报。
四、两种思想理论的主要内容
慧远的“三报论”认为人有三业、业有三报和生有三世。三业质不同，但各有定报。慧远说：“经说业有三报：一曰现报，二曰生报，三曰后报。现报者，善恶始于此身，即此身受。生报者，来生便报。后报者，或经二生三生、百生千生，然后乃受。” 这就是说，报应有三种情况，一种是当下得报，此为现报；二是来生得报，此为生报；后报是在时空上没有确定的报应。既然得报在此生、彼生都有可能，那么行善者就不必担忧，因为总有那么一天会受到福报的，而行恶者也不用因为暂时没有得到恶报而存在侥幸心理，因为总有一天要受到惩罚。
这里要强调的是在慧远的本体论中，“神”是永恒不灭、流转不断的，但“神”可能为“情”所困，丧失其本性，而陷入生死轮回之中。这就意味着，对侵蚀“神”之本性的业行的报应也一定是超越一生的，且承报主体就永远是此受报者自身或是其灵魂。
在承报主体方面，“承负说”和“三报论”是截然不同的。“承负说”中的承负表现是多方面的，而主要的表现在个人、家族、社会三个层面上。首先是后代承负祖先的影响。祖先只是做了一些小小的错事，但是不足以受到惩罚，后代则要承受这些错误所带来的报应，积累到一定程度，就要承受罪责的惩罚了：“夫先人但为小小误失道，行有之耳，不足罪也。后生人者承负之，畜积为过也。” 《太平经合校》卷一百八之《灾病证书欲藏诀第一百七十六》）这就要求人们一定要行善除恶，追求道德上的提升，做一个忠孝诚信之人，才不至于给后世留下灾难。其次，后来家族“承负”先前家族的影响。《太平经合校》卷十八至三十四中云：“因复过去，流其后世，成承五祖，一小周十世，而一反初” 即善恶报应，自身要前承五代，后负五代，前后共十代为一承负周期。可见“承负”说对家族的影响更是长久。最后，后王“承负”先王的影响。《太平经合校》第三十七卷《试文书大信法第四十七》中说：“天地开辟已来，帝王人民承负生”，“今先王为治；不得天地心意，非一人共乱天也。天大怒不悦喜，故病灾万端，后在位者复承负之。” 因此有所谓“下古复承负中古小失”，后一时代要为前一时代“承负”，今为古“承负”。又比如，《太平经合校》卷十八至三十四之《解承负诀》中说到：“天有三部，帝王三万岁相流，臣承负三千岁，民三百岁，皆承负相及，一伏一起，随人政衰盛不绝。” 同样也警告我们，后王要为先王的行为负责。所有这些伦理思想，都具有一个共同的出发点，那就是，无论是个体还是群体，无论是王侯还是臣民，都要肩负起不可推卸的责任和义务，个人要对子孙负责，家族要对后代负责，先王要对后王负责。
不仅如此，《太平经》还认为，人世有承负，自然亦有承负。卷三十七《五事解承负法》中说，五事承负是指土地伤物、邪伪不实的说法、谎言欺世、山川草木所造成的自然灾害和四时五行气杀等五种引起人们无辜遭受的承负灾害。
“然，天地生凡物，无德而伤之，天下云乱，家贫不足，老弱饥寒，县官无收，仓库更空。此过乃本在地伤物，而人反承负之。” （《太平经》卷三十七《五事解承负法第四十八》）这种人为自然承负说的存在，时时刻刻在提醒人们要反思人与自然的关系。
虽然因果报应是“三报论”和“承负说”的核心思想，但是两者却有不同之处，“三报论”强调的承报主体是此受报者自身或是其延伸，而“承负说”强调的更多是子孙后代。“三报论”主要的报应是有善有恶的，而“承负说”更注重的是负面的、不好的影响。
通过上述对慧远的“三报论”和道教的“承负说”的简单的比较分析，可以看出两者虽然存有不同之处，但都极大地增强了报应思想的威慑力，从而在更宽厚的理论解释上，促进了人们行善的可能性。两者的精神都是要对恶行进行惩罚，对善行给予奖赏，本质上都是一种宗教伦理道德思想。社会发展至今，它们仍然广泛的影响着民众的生活和心理，这正是它们给我们带来的道德价值和文化价值。它们都是社会文明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对如今的道德重建都有或多或少的帮助。
参考文献：
【1】王明：《太平经合校》中华书局 1960.
【2】方立天：《慧远及其佛学》 中国人们大学出版社 1984.
【3】方立天：《魏晋南北朝佛教论丛》 中华书局 2002
【4】陈焜：《试论<太平经>之中承负说》宗教学研究 2002.04.
【5】《三报论》、《明报应论》 《弘明集》中国人民大学佛教与宗教理论研究所《大正藏》 电子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