襄阳，是一座有着2800多年悠久历史的文明古城，“荆楚发祥地，三国文化乡”，毫无疑问，我们襄阳由于在佛教文化发展上的历史地位和特殊的突出贡献，同样，我们襄阳也又是汉传佛教的发祥地！

“佛教在中国的发展，出现过两个高潮，一是东晋南北朝时期，二是隋唐时期”。

“东晋南北朝中国佛教发展高潮时期的著名高僧大德有五位：佛图澄、释道安、鸠摩罗什、慧远、竺道生”；而其中，佛图澄、释道安、慧远堪称为"一门三杰",且释道安、慧远两位大师也都曾在我们襄阳留下了他们的足迹。

释道安大师从公元365年应东晋襄阳大名士习凿齿邀请来到襄阳，今年是道安大师来襄阳1646周年。回顾释道安大师在襄阳深居15年期间，为中国汉传佛教的创立所建立的丰功伟绩和所作出的历史的不可磨灭的贡献，我们襄阳的后人同先辈们一样，对释道安大师寄予了无限的深情和怀念，对佛教文化的发展，也同样寄予了深切地厚望！

一． 释道安大师在襄阳佛教般若哲学理论体系的创立，为外来佛教中国化开辟了独立发展的道路

释道安大师从公元365年来到襄阳，在襄阳深居15年，襄阳是他居住时间最长的一个地方。道安大师研究佛典主要在居于襄阳时期进行，这也是他一生中最重要的时期。也正是在这里，襄阳独特的风土人情和政治环境，为大师创造了一个前所未有利的条件，所以他在这里开创了一个佛法弘化的“襄阳时代” ，创立了佛教中国化的般若哲学理论体系，为外来佛教文化的中国化从而也开辟了一条独立发展的道路。

释道安大师公元312年出生河北安平，从小就受到磨难,所以他十分珍惜生活,读书刻苦用功。他15岁就通达儒、道经典文义，而后即转学佛法。他18岁出家，24岁投身于时年达104岁的佛图澄大师门下。他与师父年龄相差整整80岁，但师父一见到他就似乎感到这个年青人是一个非同一般的可造英才，而对他恩爱有佳！然而，出于师门的他，后来却又与师父有着很大的不同。在他弘法的亲身经历中，他深知，佛教教化，在一定的情况下，奇异的变化莫测的法术虽然是一种重要手段，可以打动某些统治者和下层人民，但却不能吸引士族知识分子的心。它必须有哲学理论，阐发教义，满足人们在思想理论和知识上的要求。

佛教哲学丰富深广，佛图澄当年，为了使佛法的传播有立足之地，对二石（后赵石勒、石虎）这班上层人物，为要使其征服稽首皈依让百姓受益，则专用法术；而对道安等英才，为使其深明义理使佛法深入人心传之久远，则专授哲学。

法术和哲学，是佛教流行的两个轮子，佛图澄极善运用此两个轮子，因而成为佛教史上的一代伟大奇僧，佛教领袖。道安大师秉承师父旨趣，大力倡导佛教哲学理论的独立传播，从而使师父启动的两个轮子，平衡协调，滚滚向前，终使慧日余晖，重光千载！所以，正如一些著名学者和高僧大德所指出的那样，释道安大师是“一位大思想家、大哲学家”，是“中国佛教界第一建设者”，“是我国东晋时期一位博学的佛学家，最有影响的佛教宣传者和组织者，是当时的佛教领袖”，并还认为，道安大师“在襄阳十五年，由于受南方佛教重视义理的影响，佛教思想发生重要的转变。”这个转变“标志着只事翻译、只顾咽呑的阶段已经结束，开始了初步消化融合的新阶段；反映了外来佛教哲学和当时社会情况、统治思想进一步结合起来的趋势；开始创立学派并初步走上了独立发展的道路”；  所以，也又正如有的学者和高僧大德所指出的那样，释道安大师无论在建设理论体系、整顿佛教戒律，还是培养人才方面，都不愧为最早进行中国佛教全面建构的一位大师，是印度“佛教中国化的第一人”；特别是在今年元月在北京佛学院所举行的以“‘般若道安、智慧襄阳’为主题的中国佛文化‘道安论坛’暨道安诞辰1700周年纪念筹备会”上，又正式将道安大师确立为“汉传佛教创始人”，并且充分肯定“道安大师的贡献与襄阳有着密切联系”！这是有史以来以最高权威组织形式对道安大师和我们襄阳在佛教文化发展史上的作用和历史地位的最高评价和赞赏！“般若道安、智慧襄阳”，道安大师确立为“汉传佛教创始人”，襄阳成为汉传佛教发祥地，也为势所必然！

道安大师，早在北方弘扬佛法就独树一帜，为众人所倾慕；来到襄阳后，由于襄阳的风土人情和一片祥和的境像、习凿齿的极力倡导和襄阳民众的大力支持及至东晋上层直至孝武帝的扶慰，道安大师在襄阳弘扬佛法更是名声大振！因此，也更加引起了北方前秦苻坚的亲莱；乃至因“文请”无望，于公元378年春不惜发兵十万攻打襄阳，以武力迎请道安大师！

战争进行了一年多时间，因为这场战争，实际上就是前秦符坚为要迎请道安大师而发起的，所以，东晋镇守襄阳的南中郎将朱序母子和襄阳百姓，他们护卫的虽然是襄阳城，是东晋的国土，但所护卫的实际上也就是道安大师啊！我们襄阳人每每不忘“夫人城”，以“夫人城”为抗击战所留下的英雄业绩而引以为骄傲，实则也正是蕴含着为对人们所尊崇的道安大师及其所弘传的佛法的护卫而骄傲！佛法在襄阳的弘传和兴盛，襄阳成为佛法弘传、兴盛的一个发祥地，是道安大师的无量功德，同样也正是我们襄阳人民在历史上为佛法的弘传，用自己的鲜血和生命而谱写了一首血与火的颂歌！

道安大师在襄阳研究佛学，注经是一个方面，更重要的是他通过研究般若（般若—bō rě，梵语的译音。或译为“波若”，意译“智慧”）学，使印度佛教中国化、本土化。中国开始有自己的佛学，是以般若学的兴起为标志的，而般若学的兴起，正是道安大师发起并倡导的。

佛教传入中国后，历代译出不少佛经，但研究不够，著述亦少。道安大师认为，佛教要在中国长期深入地发展，必须在佛教理论上适应中国上层社会的需要，不能总是停留在阴阳星算、神咒方术上。当时，东晋社会广泛流行玄学风气。而当时的许多知识分子认为，佛教般若学所讲的那些玄远抽象的精神，与中国的玄学是差不多的，可以会通起来研究，这种想法正合道安大师之意。
    道安大师为了让佛法适应社会，让世人了解佛法，他采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周易》、《老子》、《庄子》的思想来阐明佛理。如其在《安般注序》中“阶差者，损之又损之，以至于无为”就出自《老子》；“忘之又忘之”，就出自《庄子》；“无事而不适，故能成务”即出自《周易》。而《周易》、《老子》、《庄子》三部书，又被当时玄学家们称为“三玄”。这样就很自然地使般若思想与玄学思想会通。
    道安大师在般若学的研究中，既注意从理论上创新，又十分注意从实践中将佛、道、儒三家在道德规范方面趋于融合。
    中国传统的儒家主张三纲五常的道德规范；道家主张自然，反对以社会道德来约束人；印度佛教讲的“寂灭”、“涅槃”是追求超世间的佛教理想，同中国现实重世间的道德相矛盾。道安大师在研究般若学时，辩证地解释出世间与世间、空与色的矛盾，认为出世不是完全离开现实生活，而是在现实生活中体会变化无常的世间现象，舍弃迷念名利欲望的痛苦，达到精神安宁。如果能在现实世界享受内在精神生活安宁，实际也是一种涅槃。般若学中的“色不异空，空不异色”就是表达“佛法不离世间法”的极境。经道安大师这样一解释，就无形中把佛家、儒家宣扬的道德规范靠近了，从此也易于为中国人所接受和理解了。
    佛家的般若学和道家的玄学本来不是一回事，般若学是宗教哲学，论证的是现实世界的虚幻不实。而当时的玄学则是一种世俗的哲学，它充分肯定现实世界的合理性。但是，佛教般若学要迊合玄学思潮来适应社会的需要，而玄学要吸收般若思想。这样一来，双方之间就忽略了两者的分歧，牵强附会的寻找二者之间的同一性。这就使印度的佛和中国的道逐渐成为佛道不分了。后来，般若学各宗，则大都用玄学语言解释佛经，于是，佛学渐盛，玄学渐衰。
    道安大师为了适应当时社会的情况宣传佛法，借助于中国传统文化思想和老庄玄学语言，套用玄学贵无派本体论论证方法，创立了“本无宗”的般若哲学理论。这种理论，能为东晋一大批上层知识分子所接受，使印度佛教这种外来思想和中国当时的社会需要相适应，变成中国精神文化的一部分，变成中国上层建筑的一个组成部分，在中国实际生活中发挥了作用。
    道安大师博读儒、道经书，又精研东汉安世高以来的小乘禅法等，并适应社会盛行的玄学风潮，大力研究和宣传般若学说，所作各种佛教著述（包括注解和序），计有48种。在这些著作中，由于他所建立的“本无宗”的般若学哲学理论，从理论上确立了印度佛教中国化、本土化，从而使中国佛教理论体系自成一体，并成为东晋16国时期，中国佛教般若学派“六家七宗”中影响最大的一派学说，从而也使佛教思想逐渐发挥了更广泛、更深刻的影响，由此襄阳也一度成为全国佛教活动的中心，成为一座佛教圣地，而声名远扬！
    道安大师在襄阳时期，使外来佛教哲学和当时社会情况、统治思想进一步结合起来打下了一个良好的开端，同时也为净土宗的创立打下了一个良好的基础。中国净土宗的创立，虽然始于慧远，但也源于道安大师早在襄阳时期所倡导的净土信仰。因为慧远“随道安进襄阳”，继而又在襄阳跟随道安大师修行十五年，道安大师在襄阳就倡导“净土信仰”称为“弥勒净土信仰”。所以这一行持对慧远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因此，后来慧远的弥陀净土信仰，与道安大师弥勒净土信仰无可否认有着深切的渊源。所以，国外佛教界有的学者就认为，净土的发祥地当在襄阳。
   

二、注重加紧人才的培养，适时分遣徒众，推动大法始行于天下

道安大师是在那战火纷飞的年代度过了他的前半生的。在他颠沛流离、千辛万苦的亲身经历中，他深感为要使佛法教化，必须使其广传流布。所以从内部也十分注意在僧才的培养上下功夫，加紧人才培养，并适时分遣徒众，到各地弘传佛法。正是这样，所以对于佛教后来在江南等各地的发展，由此起到了重大的推动作用。

在道安大师早在北方就收留的一大批弟子中，而慧远则是一位出类拔箤的英才。他不但对于儒学，对于《老》、《庄》等学亦很精通。由于对道安大师的崇敬和仰慕而投身于大师门下，从此更是精思竭力，并深受大师嘉许和器重。特别是到襄阳后，又每每委以重任。除委派他建立寺院外，而一当大师所创立的“本无宗”的理论，受到“心无派”的挑战时，经因病滞于荆州的法汰的邀请，道安大师立即派慧远星夜赶去，与“心无派”沙门道恒展开了激烈的辩论，而一举胜定！

道安大师南下襄阳时弟子就多达500之众，根据当时情况，道安大师就曾提出“教化之本，宜令广布”的论断，要尽量使佛教教化广传流布，才能使佛教得到发展。同时，从当时北方社会那种上战乱和灾害频起动荡不安的切身体验，道安大师也深切认识到，单靠僧团自身，既无法改变弘法的政治环境，也不易改变弘法的生活环境，佛法不离世间法，孤立传教是行不通的。所以他也又曾提出了“不依国主，则法事难立”的主张。要求僧团到了东晋辖地襄阳后，应尽量取得朝廷和地方官府的支持。道安大师的这一主张，虽然与印度佛教原旨有一些背离，然而由于结合了中国儒家的纲常思想，所以后来在襄阳时也又进一步得到了印证。

道安大师在来到襄阳的途中，在河南新野时曾部署分派他在佛图澄门下的同学竺法汰、法和分别率一部分人去扬州、建康等地和四川去传法，至后来一起到襄阳的弟子剩下400余众。而在襄阳时，僧团又有了很大发展。所以当前秦苻坚为要迎请道安大师“文请”无望，又不惜发兵十万攻打襄阳。听到消息后，道安大师面对他辛勤培育起来的这一批批弟子，与他们既难于舍离，又不得不从长远计。他想，他的许多弟子都已成了弘法的骨干，都可以独自率领僧团传布教化了。所以，面对当时的危急，就以退为进，化整为零，把他们分派到长江流域一带，在更广阔的领域传播佛教种子。派法遇、昙徽率一班僧众到湖北江陵长沙寺、僧辅、昙戒、道立率一班僧众到湖北松滋上明寺、慧永率一批僧众到江西庐山西林寺等，传教于山乡城镇，大法始盛行于天下。

    而慧远、慧持等被分派去江南布教传法。原本是去广东一带弘法的，途中经过庐山，见庐山清静秀美，觉得足以悉心如意，加上前几年来庐山的同学慧永的热情相邀，因此决定于庐山立定，于公元384年建立东林寺。从此，在庐山东林寺开创了佛教又一个新天地，首创净土宗，而也又成为一代宗师、佛门领袖，威名大震！

道安大师在分派徒众临行前，对大家都一一亲切叮嘱，而唯独对慧远一言不发。慧远时感惶恐不安，跪地而问，为何对他没有训示？道安大师将他扶起，目光炯炯，对他道：“像你这样的人，不必要我多说什么吧！”足显道安大师对慧远特别器重和厚望，相信他不负师诲，为天下弘扬正法大道建功立业。这也许就是师徒“以心应心”吧！
    慧远在江东后转眼过了十年，道安大师到长安后亦已去世。忆及在襄阳临行时，师父道安大师那种深情厚意，泪怀沾衿，虽深感神明不灭，然而死生无常。座中众人，闻悉皆感叹不已。
   慧远大师不负师恩，在江西庐山住持东林寺，由于鸠摩罗什来华后，把《佛说阿弥陀经》译出所产生的影响，所以慧远对道安大师的修持就有进一步的开展，由此也就一改“弥勒净土”为“弥陀净土”信仰，由他倡导的弥陀净土信仰，在国内外影响逐步扩大。尤其唐代之后，人称“万僧之居”的东林寺，摩缘接栋，丹碧辉映，更加盛极一时，海内外求经拜佛者络绎不绝，对中外文化交流，作出了重大历史贡献。而迄今为止，净土信仰成为一种独道的文化现象，在民间乃至当今在世界上一直影响深广！

     三、统一僧尼“释”姓，开创中国佛教僧制，打开了僧团健康发展新局面

我们襄阳大名士习凿齿在致谢安书中曾云，在襄阳，道安大师“师徒数百，斋讲不倦”，“而师徒肃肃，自向尊敬，洋洋济济”，进退皆规范有序。“乃是吾由来所未见”。这除了道安大师有极强的组织能力外，与其依佛教戒律戒规，整顿建立适时的佛制规范，无不相联！
    随着佛教在中国的发展，僧尼人数日渐增多。因此，制定适合汉地环境条件下的戒规以约束僧团，已是佛教进一步发展的需要和必然，同时，由于道安大师到襄阳以后也有了一个比较安定的环境，所以为此也提供了必要的条件。为此，道安大师到襄阳以后，抓住有利时机，从两方面入手：
    一是统一僧尼姓氏

 道安大师之前，中土沙门皆依师为姓。皆凡天竺所来之人，便姓“竺”，月支所来之人便又姓“支”，安息所来之人便又姓“安”，弟子则依师之姓分而从之，直到道安到襄阳来后，又有很多人慕名而来，虽投师于门下，仍依旧沿袭。由于僧尼姓氏不同，而往往也出现了一些不必要的混乱。道安大师提出，“大师之本，莫遵释迦，乃以释命氏”。大师之倡，在后来译出的《增一阿含经》中得到进一步应验：“四海入河，无复河名，四姓为沙门，皆称释种。”道安大师并带头一改以往随师之“竺”姓，自命为“释”姓，千古名对“四海习凿齿”，“弥天释道安”，也由此而广为流传。于是，“释”姓由此兴起，便成定式，千百年来始终为汉地佛教所遵行，至今不变。以此，对于巩固基于共同信仰的僧团组织，无形之中，起了一种纽带作用，其意义深远莫可限测！
   二是制定僧制，建立切实可行的佛门戒律
   在北方时，佛教传入中土，开始时佛教戒律少有人译出，纵然有些戒律，也很不完备，而且戒律中有些与中土实际情况也很不相适应。正是由于无章可循与管理不严，又造成了佛门一些无可挽回的影响。道安大师在邺城时对此就有所思虑，到襄阳以后在白马寺时，由于各方面的条件已经成熟，就促使道安大师下定了决心，道安大师经过一番思考，毅然承担起了中国佛教界这一开僧制的历史使命，决定从僧团实际出发，制定出自己切实可行的戒规。他在整理《比丘大戒 》、《比丘尼戒本》的基础上，制定了《僧尼规范》、《佛法宪章》，其内容包括有三个方面：即讲经说法的仪式和方法；日夜六时的修行、食住的规定；半月举行一次的说戒忏悔仪式及每年夏安居结束时举行的“自恣”即检举忏悔集会的规定。
    道安大师所制定的《僧尼规范》、《佛法宪章》，弟子们都觉得很好。当然，一个好的规范的制定仅仅是个开始，重要的在于实行，为此，道安大师曾严肃地对弟子们说： 
   “若精进持戒，同亦当归死，不精进持戒，最终亦当归死。宁愿持戒而死，不为生而犯戒。”
    自此，道安大师僧团纪律严明，影响力越来越大。道安大师所制定的《僧尼规范》，开中国僧制之始，使佛教僧团健康发展从此打开了一个新局面。自道安大师制定这些戒规后，天下寺院都奉行不悖，此对后世规范影响极大。 

四、编纂佛经目录、将佛经严谨科判，为佛教发展作出了不朽贡献

道安大师在襄阳活动期间，在整顿僧团的基础上，先后又派出一批又一批弟子到到全国各地收集佛经，同时还派出弟子慧常、进行、慧辩等僧到天竺去求法取经，他决心收集各类经典，进行开创性地研究。正是在这个基础上，道安大师也又于公元374年编纂了中国佛教史上第一部佛经目录。以此为研究中国佛教的译经史，提供了可信可靠的史料，为后人继续整理佛教典籍也提供了极大方便。  

同时，道安大师在对佛教经卷的整理传译的过程中，将佛经判为序分、正宗分、流通分三大部分，每部分下又层次井然的分为若干小段。这种严谨的科判，也正是从道安大师这时开始的。当然，佛教经典每部开始多有六种证信序——信、闻、时、主、处、众六项，以此来说明佛说此经的时间、地点、听众等要点。而我们今天的新闻学上的“六何”、科学工作者写实验报告、政府机关写会议记录的程序也与之非常相同。所有这些都是为了要表明其正确性。其实，这种形式早在二千数百多年前，结集三藏的佛弟子们就已采用。佛教经典的的这种科学精神的显现，实在令我们今人十分感叹！所以道安大师集先圣之经验，对佛经进一步严谨科判，从而使佛教经典的科学性也就更趋于完善。
    

五、加强佛教寺院的建设，把佛教的发展不断推向新阶段

道安大师在襄阳活动期间，由于其影响力甚大，从而得到从东晋孝武帝、各地名士到襄阳民众各方面的资助，在整修白马寺的基础上，派慧远在附近甘泉洞又曾兴建了甘泉寺，在南漳如珠山还又兴建了观音寺（后改为如珠寺），并亲自在习凿齿栖隐地习家池后山兴建了谷隐寺、襄阳城西龟山（后又为九宫山，今为真武山）下利用当时富豪张殷在檀溪村所捐赠的一座大宅院，改建成规模宏大的檀溪寺（建塔五层、起房400间）。檀溪寺建成后，还又同习凿齿在襄阳城西门外树立了一尊丈六铜制露天大佛像，“以镇海神，钟自鸣”，“其后水徙北遂成旷野”，后唐贞观中僧怀尝建寺，名为铁佛寺。 白马寺、谷隐寺和檀溪寺，都是道安大师当时弘法的主要道场，檀溪寺并一度成为全国佛教活动的中心。谷隐寺背山面水，林幽谷深，风清日朗，历史上曾吸引了多少文人墨客，并留下了许多动人的诗篇。道安大师建寺选址，真可谓独具匠心。当时，襄阳曾名流“一里一寺”，可见当时佛法在襄阳之兴盛。这些都是道安大师在襄阳弘传佛法的最好的历史见证，也是道安大师为我们襄阳人民所造下的福荫！

我们襄阳在历史上佛法之兴盛，唐代文学家段成式题谷隐兰若三首及北宋文学家并曾任襄阳知州的曾巩《谷隐寺》等诗，也是最好的历史的见证！

风若间云半谷隐，严西隐者醉相寻。草衰乍觉径增险，叶尽却疑溪不深。

鸟啄灵雏恋落晖，村情山趣顿忘机。丹成成士过门数，叶尽寒猿下岭稀。 

风带巢熊拗树声，老僧相引入云行。半陂新路畲才了，一谷寒烟烧不成。

    岘山群峰外，窅然空谷深。丹楼依碧殿，夐出道安林。习地抱邻曲，虚窗潄清音。竹静幽鸟语，果熟孤猿吟。故多物外趣，足慰倦客心。但恨尘羁绁，无由数追寻。

历数等等这种种美好的诗情画意,缅怀大师的为中国汉传佛教的创立所作出的丰功伟绩，我们将永远怀念释道安大师，也同样怀念我们襄阳的先辈们为佛法的弘传和护持所作出的贡献！

“四海习凿齿”，“弥天释道安”！从这个千古名对中，不仅由此既展现了先辈们的高超智慧和博大胸怀，而且可以说也集中表达和体现了我们襄阳僧俗信众千百年来为弘传佛法的心愿！今天，以此也将永远鼓舞着我们勇往直前！

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愿佛教中国化第一人暨汉传佛教创始人—释道安大师,声名远扬！愿大师为汉传佛教文化事业的兴盛发展所作出的历史的伟大的不可磨灭的杰出贡献，千古流芳!愿我们襄阳座千年文明古城，作为佛教文化的圣地—汉传佛教的发祥地，渊远流长！

（参考资料：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92年出版王仲尧《中国奇僧》、湖北武汉市新洲道观河报恩寺倡印《历代高僧传》、佛陀教育基金会印赠 于凌波居士《向知识分子介绍佛教》、香港新世纪出版社2004年出版胡中才《弥天释道安》等书、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研究员，中国佛学院研究生导师方广锠“襄阳时代释道安的弘化与经典钻研”及《襄阳县志》、《襄阳晚报》报导等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