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上 明

　　东晋时期，荆州上明县(今湖北省松滋市)有一所佛寺，在东晋和南朝有较大影响，是道安高徒昙翼所修。

　　在兴宁三年(365)至太元三年(378)之间的某年，昙翼于江陵主持修造长沙寺。此后，“互贼越逸，侵掠汉南。江陵阖境，避难上明。翼又于彼立寺。群寇既荡，复还江陵，修复长沙寺”。[75]对此，《名僧传抄》记载：“及丘贼入境，抄掠汉南，江陵阖境，避难上明。翼又于上明造东寺。”[76]此中，如汤用彤所指出，《名僧传抄》所说“丘贼”是指丘沈，但此事发生于西晋末年，时代不合。而《高僧传》的“互”为“丕”之误，即指苻丕侵犯攻打襄阳之事。[77]

　　根据《晋书》卷一一三《苻坚载记》和《晋书》卷九《孝武帝本纪》等史籍的记载，东晋太元三年(378)二月，苻坚遣其尚书令苻丕率司马慕容晾、苟苌等步骑七万围攻襄阳。此年八月七日，使持节、都督荆梁宁益交广六州诸军事、荆州刺史、征西大将军桓豁卒。十月六日，东晋朝廷以车骑将军桓冲都督荆江梁益宁交广七州诸军事、领护南蛮校尉、荆州刺史。而桓冲到江陵，以为其时苻坚前秦强盛，欲将荆州州治从江北的江陵移至江南，于是上疏说：“今宜全重江南，轻戍江北。南平孱陵县界，地名上明，田土膏良，可以资业军人。在吴时乐乡城以上四十余里，北枕大江，西接三峡。若狂狡送死，则旧郢以北坚壁不战，接会济江，路不云远，乘其疲堕，扑翦为易。臣司存阃外，辄随宜处分。”[78]朝廷同意后，桓冲移镇上明，使冠军将军刘波守江陵。在前秦的进攻下，江陵一度失陷。太元八年十月，东晋军队在淝水大败前秦军队，荆州的危险解除。此时，昙翼又回到江陵继续修造长沙寺。而荆州镇上明的格局暂未改变，这对佛教在上明传播提供了保障。

　　关于上明寺的修造，尽管文献记载在细节上还有一些差异，但时间和主持者是基本一致的。如上引《高僧传》和《名僧传抄》所记，道安弟子昙翼在桓冲移镇上明时从江陵南下，于其地修造佛寺，至“群寇既荡”之后，回到江陵开始修复长沙寺，所以上明寺”是东晋太元三年(378)底开始建造的。

　　唐道世《法苑珠林》卷三十九记载：在东晋之初，于松滋之地此“置河东，改迁裴、薛、柳、杜四姓居之。地在江曲之间，类蒲州河曲，故有河东目也。有东、西二寺。昔苻坚伐晋，荆州北岸并没属秦。时桓冲为荆牧，邀翼法师度江造东寺安长沙寺僧，西寺安四层寺僧。苻坚殁后，北岸诸地还属晋家，长沙、四层诸僧各还本寺。西，东二寺因旧广立”。[79]桓冲于太元三年(378)十月任荆州刺史后，将州镇迁移到长江南岸的上明，同时也将原江陵长沙寺、四层寺[80]的僧人一同迁移到上明。为了安置这些从江陵来的僧人，桓冲邀请昙翼于上明造新佛寺。

　　关于昙翼在上明所造佛寺的寺额，梁慧皎《高僧传》卷五《昙翼传》未曾标明，而在此书其它几卷中多次出现“上明寺”。《名僧传抄》所录《昙翼传》说，昙翼于“上明造东寺”，但在其它部分又出现“上明寺”的提法。综合诸种文献记载，在桓冲移镇上明期间，在上明修建了东寺和西寺两座佛寺，而习惯上以“上明寺”称呼“上明东寺”。

　　关于上明东寺，《法苑珠林》卷三十九有较为详细的记载：其一，关于大殿和塔：“大殿一十三间，惟两行柱通梁长五十五尺，栾栌重迭，国中京冠。即弥天释道安使弟子翼法师之所造也。自晋至唐曾无亏损。殿前四铁镬，各受十余斛，以种莲华。殿前塔，宋谯王义季所造。”[81]其二，关于“寺房”：“寺房五重，并皆七架，别院大小今有十所。般舟、方等二院，庄严最胜，夏别常有千人。四周廊庑减一万间。寺开三门，两重七间，两厦殿宇横设，并不重安。约准地数取其久故。”[82]此寺殿宇至唐初仍然存在，如文中说：“所以殿宇至今三百年，余无有损败。东川大寺唯此为高，映曜川原实称壮观也。”

　　关于上明东寺从东晋至隋在弘法等方面的成就，《法苑珠林》卷三十九有较为详细的记载：“自晋宋齐梁陈氏，僧徒常数百人。陈末隋初，有名者三千五百人，净人数千。……寺内僧众兼于主客，出万余人，当途讲说者五十三人，十三人得其圣果，各领千僧。余小法师五百余人，十诵律师有四十人，九人得圣。大小乘禅师八百余人，其得圣人二百二十四人。徒众严肃，说不可尽。”[83]此外，此寺重视研习经义，特别规定：“寺法立制，诵经六十纸者免维那，诵《法华》度免直岁。”[84]这一规定，有效保证了义学沙门的较高地位。

　　道世在文中特别指出了上引文字的来源：“余与慈恩寺嵩法师，交顾积年。其人即河东罗云法师之学士也，云此寺本曾住万僧，震旦之最。闻之欣然，莫测河东之号，请广而述之，亦佛法之大观也。”[85]此中所说的“罗云法师”，《续高僧传》卷九有传。

　　释罗云(543—616)，姓邢氏，南郡松滋人。“初从上明东寺出家，志操所怀，附参成德”。后至金陵更随道朗学习三论。“云以三论奥义未被荆南，二障多阻”，于是回到故乡，“有龙泉寺，地隔嚣尘，心存闲旷，乃居之五十余年。修缉栋宇，常坐不卧，领徒五百，时呈翘楚。”[86]此地“昔释道安于上州东寺造堂七间，昙翼后造五间，连甍接栋横列十二。云此堂中讲四经、三论各数十遍，不于文外别有撰述，皆心思口演，水释理顺，故得空、有两忘，教义双举。”[87]道宣于此传中提及道安造上明东寺大殿的传说：“传云：安公乘赤驴，从上明往襄州檀溪，一夕返覆，捡技两寺并四层三所。人今重之名为驴庙，此庙即系驴处也。”[88]对这一传闻，道世向罗云法师的弟子慈恩寺嵩法师询问：“弥天释氏宇内式瞻云‘乘赤驴荆、襄朝夕而见’，未审如何?”嵩法师回答说：“虚也。”道世又问：“若尔虚传，何为东寺上有驴台，岘南有中驴村?据此行由，则乘驴之有地也。”回答是：“非也。后人筑台于寺，植树供养焉。有佛殿之侧顿置驴耶?又中驴之名，本是闾国郗国之故地也。后人不练，遂妄拟之。”[89]道世的记载是对的，道宣所记纯粹是传闻，不足凭信。

　　上明寺的修造是在襄阳被前秦军队包围的情况下发生的。而道安被东晋守将朱序所限制，不得离开襄阳。此时道安又一次分张徒众，慧远兄弟等都是在此背景下离开襄阳的，有些还到了上明寺。如《高僧传》卷六《慧远传》记载：“后随安公南游樊河。伪秦建元九年，秦将符丕寇斥襄阳，道安为朱序所拘，不能得去，乃分张徒众，各随所之。……远于是与弟子数十人，南适荆州，住上明寺。”[90]《高僧传》卷六《释慧持传》记载，慧远也跟随慧远之荆州住于上明寺，不久又一起至庐山。

　　竺僧辅以及道安弟子昙徽也于此时南下至上明寺。

　　关于上明西寺，见于记载的不多。唐初沙门释法琳撰《辩正论》卷七依据《宣验记》说：

　　晋义熙十一年，太原郡郭宣与蜀郡文处茂，先与梁州刺史杨收敬为友，收敬以害人被幽。宣与处茂同被桎梏，念观世音。十日已后，夜三更，梦一菩萨慰喻之，告以大命无忧，亦觉而锁械自脱，及晓还著，如是数过。此二人相庆发愿，若得免罪各出钱十万与上明西寺作功德。共立重誓，少日俱免。宣依愿送钱向寺，处茂违誓不送。卢循起兵，茂在戎，于查浦为流矢所中。未死之间曰：“我有大罪。”语讫而。[91]

　　此故事说明，上明西寺在东晋末年颇有影响。

　　此外需要指出，不管《高僧传》、《续高僧传》以及《名僧传》等有关南北朝佛教的史籍标明的是“荆州上明寺”还是“江陵上明寺”，指的都是的今湖北省松滋市的佛寺。如梁宝唱《名僧传》现存目录中有“晋江陵上明寺释昙微”和“宋江陵上明寺释惠庄”的说法，但不能依此而说今日江陵市于东晋时期有上明寺，因为南朝时期有“江陵郡”的设置。关于江陵，汉代设置江陵县，为南郡治所。南齐时改置江陵郡，而松滋县则直属江陵郡管辖，因而说“江陵郡”的“上明县”也是可以的。

　　五、武陵、长沙

　　见于《高僧传》记载，东晋时期今湖南省内至少有三座佛寺，一所位于武陵郡(郡治在今湖南省常德市西)的平山，一所位于长沙的岳麓山，一所位于武当山。

　　《高僧传》卷十三《释慧元传》记载，释慧元，河北人。“为人性善，喜愠五色。常习禅诵经，劝化福事，以为恒业。晋太元初，于武陵平山立寺，有二十余僧。飧蔬幽遁，永绝人途。以太元十四年卒。”此寺后来习称平山寺，是目前所知唐初之前佛教史籍所记载的今湖南境内较早的佛寺。《高僧传·释慧元传》记载，慧元于太元十四年(389)圆寂之后，此寺仍然有僧居住修道，“寺内常闻空中应时有磬声，依而集众，未尝差失。沙门竺慧直居之，直精苦有戒节，后绝粒唯饵松柏，因登山蝉蜕焉”。[92]

　　关于释慧元，唐代僧人神清《北山录》卷八说：“崔慧元营寺于武陵。既殁，武当山下有见者，神色甚畅，寄语于寺僧曰：‘勿令寺业有废。’自是空中依时有磐声也。”[93]《北山录》大概以俗姓称呼释慧元，其余文字与《高僧传》相同。

　　关于岳麓山寺的初建，唐代之后的说法都以之初建于西晋武帝泰始四年(268)。此说不知其最终根据为何，而被后世所称道的唐代大书法家李邕所撰写的《麓山寺碑》无疑使这一说法得到广泛传播，宋代《佛祖统纪》直接将此事编人泰始四年下。

　　《麓山寺碑》，常称“李北海碑”，唐开元十八年(730)李邕赴贬所途中撰书，黄仙鹤篆刻。世人以为李邕与黄仙鹤是两人，《岳麓书院志》则言之凿凿地说“仙鹤为邕托名”。湘人将文、书、刻三者都归并于李邕，并据此称为“三绝碑”。此碑叙述了麓山寺修造以来的历代高僧事迹。关于此寺的早期历史，碑文说：

　　麓山寺者，晋太始四年之所立也。有若法崇禅师者，振锡江左，除结涧阴，尝与炎汉太宗长沙清庙栋宇接近，云雾晦冥，赤豹文狸，女萝薜带。山只见于法眼，窦后依于佛光，至请旧居，特为新寺。禅师洎翌日，弘聚谋界众表之。明诏行矣。水臬有制，丘墟尽平。太康二载，有若法导禅师，莫知何许人也。默受智印，深入证源。不坏外缘，而见心本。无作真性，而注福河。大起前功，重启灵应。神僧银色化身丈余，指定全模，标建方面。法物增备，檀供益崇。广以凌云之台，疏以布金之地。有若法愍禅师者，江夏人也。空慧双铨，寂用同辔。慈目相视，净心相续。综核万法，安住一归。注《大道经》，究上乘理。永托兹岭，克终厥生。逮宋元徽中，尚书令湘州刺史王公讳僧虔，右军之孙也。信尚敬田，作为塔庙。追存宝相，加名宝山，矧乎弓冶笔精，陶甄意匠。留书藏石，缄妙俟时。候法宇之伍，期珍价以兴茸。远虑将久，遗事未彰。……此文说，麓山寺为晋太始四年(268)法崇禅师所立，太康二载(281)法导禅师“大起前功”，后则有法愍禅师安住此寺，注释《大道经》。此中所说的法导禅师，不见于僧传，竺法崇和法愍禅师则于梁慧皎《高僧传》中有简略传记。《高僧传》卷四《竺法崇传》全文如下

　　竺法崇，未详何人，少入道，以戒节见称，加又敏而好学，笃志经记，而尤长《法华》一教。尝游湘州麓山，山精化为夫人，诣崇请戒，舍所住山以为寺。崇居之少时，化洽湘土。后还剡之葛岘山，茅庵涧饮，取欣禅慧。东瓯学者，竞往凑焉。与隐士鲁国孔淳之相遇，每盘游极日，辄信宿妄归，披衿顿契，自以为得意之交也。崇乃叹曰：“缅想人外三十余年，倾盖于兹，不觉老之将至。”后淳之别游。崇咏曰：“皓然之气，犹在心目。山林之士，往而不反。其若人之谓乎?”崇后卒于山中。著《法华义疏》四卷云。[94]

　　首先须指出，此传所写确实与上述李北海《麓山寺碑》所说法崇禅师为同一僧人。然将二者对照考辨，便可发现，法崇禅师并非西晋僧人，而是东晋时期僧人。最重要的证据就是《高僧传·竺法崇传》所叙述的被法崇当作知己的“隐士鲁国孔淳之”。

　　关于孔淳之，《宋书》和《南史》都将其列入“隐逸传”中。经过对照，《南史》卷七十五《孔淳之传》文字稍多，然与《宋书》卷九十三《孔淳之传》相比，仅是多了几段趣事，主体部分相同。鉴于《宋书》撰成时代早很多，在此仅仅引用《宋书》传文作分析。

　　孔淳之(372—430)，字彦深，鲁郡鲁人。《宋书》卷九十三《孔淳之传》说：

　　祖恢，尚书祠部郎。父粲，秘书监征，不就。淳之少有高尚，爱好坟籍，为太原王恭所称。居会稽剡县，性好山水，每有所游，必穷其幽峻，或旬日忘归。当游山，遇沙门释法崇，因留共止，遂停三载。法崇叹曰：“缅想人外，三十年矣，今乃公倾盖于兹，不觉老之将至也。”及淳之还反，不告以姓。除著作佐郎，太尉参军，并不就。居丧至孝，庐于墓侧。服阕，与征士戴颥、王弘之及王敬弘等共为人外之游。弘以女适淳之子尚。会稽太守谢方明苦要入郡，终不肯往。茅室蓬户，庭草芜径，唯床上有数卷书。元嘉初，复征为散骑侍郎，乃逃于上虞县界，家人莫知所之。弟默之为广州刺史，出都与别。司徒王弘要淳之集冶城，即日命驾东归，遂不顾也。元嘉七年，卒，时年五十九。[95]

　　将此传中的文字与上引《高僧传·竺法崇传》中有关法崇与孔淳之交游的文字对照便可发现，二者所叙述基本事实相同，而《宋书》稍微详细些，尤其是补充了二人在一起游山三年的细节。

　　现存的文献中都未列出法崇的生卒年，而从《宋书·孔淳之传》所列孔淳之的几件事可以推知，法崇到会稽是在东晋末年。理由是：《宋书·孔淳之传》说“会稽太守谢方明苦要人郡，终不肯往”。经查《宋书》卷五十三《谢方明传》可知，谢方明于永初三年(422)“出为丹阳尹，有能名。转会稽太守”。[96]元嘉三年(426)，谢方明卒于会稽太守位，年四十七。

　　从谢方明的这一行历以及谢方明曾经守孝三年等事可以推出，法崇与孔淳之的交游发生于东晋末年，至少是义熙末年。谢方明卒年为元嘉三年(326)，前推八年(守孝三年加二人一起交游三年，再加“服阕”后与戴颐、王弘之、王敬弘等共游的时间)，可得义熙十四年(418)为法崇结识孔淳之的下限。然后，依据法崇与孔淳之交游时所说的话——“缅想人外三十余年，倾盖于兹，不觉老之将至”，可大致知晓二人相识时法崇正处于由中年向老年阶段的变化。因为法崇“少人道”以及“缅想人外三十余年”，二者迭加即可得法崇于东晋末年至会稽与孔淳之相识时，最大可能是四十余岁。

　　僧传说：法崇在湘州麓山以山为寺，且“居之少时，化洽湘土”[97]，然后再至会稽。如僧传的叙述中间无时间上的间断的话，法崇建麓山寺的时间也是在东晋安帝时期，很大可能是在义熙年(405—418)中期。

　　前引《麓山寺碑》中说到法愍禅师，梁慧皎《高僧传》卷七有传，署为“宋长沙麓山释法愍”，而梁宝唱《名僧传》则标示为“晋江夏五层寺法愍”。

　　梁慧皎《高僧传》卷七说，法愍禅师为“北人”，而《麓山寺碑》说其为“江夏人”。梁慧皎《高僧传》卷七记载：“时沙门僧昌于江陵城内立塔，刺史谢晦欲坏之。愍闻，故往谏晦，晦意不止。愍于是隐迹于长沙麓山，终身不出。”[98]前文已经考证，谢晦任荆州刺史的时间为刘宋少帝登基(423)至文帝元嘉三年(426)，而欲毁坏江陵五层寺舍利塔之事即发生于此一时间段之中。可见，法愍禅师到麓山的时间确实在刘宋时期，因此《高僧传》称其为“宋长沙麓山释法愍”很恰当。法愍在麓山著《显验论》以明因果，并注《大地道经》。后卒于麓山，春秋八十三。弟子僧道立碑颂德。
注释：

　　[1] 《晋书》卷15《地理志五》。

　　[2] 《宋书》卷37《州郡志》。

　　[3] 《大正藏》卷49，第33l页中。

　　〔4〕 《晋书》卷76。

　　〔5〕 《晋书》卷58《周访传》记载：“至王廙去职，诏以访为荆州。敦以访名将，勋业隆重，有疑色。其从事中郎郭舒说敦曰：‘鄙州虽遇寇难荒弊，实为用武之国，若以假人，将有尾大之患，公宜自领，访为梁州足矣。’敦从之。”

　　〔6〕 《晋书》卷6。

　　〔7〕 《晋书》卷6。

　　〔8〕 《晋书》卷79。

　　[9] 《晋书》卷79。

　　[10] 参见《宋书》卷36《州郡二》。

　　[11] 《宋书》卷36。

　　[12] 《大正藏》卷50，第358页下。

　　[13] 《晋书》卷66《陶侃传》。

　　[14] 参照《晋书·陶侃传》将“太尉陶侃遣子平西参军斌与南中郎将桓宣攻石勒将郭敬”之事置于移镇武昌之后，而《晋书·成帝本纪》则将其系于咸和七年七月。

　　[15] 《晋书》卷15。

　　[16] 《宋书》卷37。

　　[17] 《大正藏》卷50，第362页中—下。

　　[18] [梁]慧皎《高僧传》卷6，《大正藏》卷50，第362页中—下。

　　[19] [梁]慧皎《高僧传》卷6，《大正藏》卷50，第362页下。

　　[20] [梁]慧皎：《高僧传》卷10，《大正藏》卷50，第389页上。

　　[21] [梁]慧皎：《高僧传》卷10，《大正藏》卷50，第389页上—中。

　　[22] [梁]僧佑：《弘明集》卷12，《大正藏》卷52，第77页上。

　　[23] [梁]慧皎：《高僧传》卷5，《大正藏》卷50，第352页中—下，

　　[24] [梁]慧皎：《高僧传》卷l，《大；正藏》卷50，第328页下。

　　[25] 《晋书》卷67。

　　[26] [唐]刘知几：《史通》卷12。

　　[27] [梁]慧皎：《高僧传》卷5，《大正藏》卷50，第354页下。

　　[28] [梁]慧皎：《高僧传》卷5，《大正藏》卷50，第355页下。

　　[29] [唐]道宣：《集神州三宝感通录》卷中，《大正藏》卷52，第415页中。

　　[30] 《名僧传抄》残卷，《续藏经》卷77，第352页中。

　　[31] [梁]慧皎：《高僧传》卷5，《大正藏》卷50，第355页下。

　　[32] [梁]慧皎：《高僧传》卷5，《大正藏》卷50，第356页上。

　　[33] [梁]慧皎：《高僧传》卷6，《大正藏》卷50，第363页上。

　　[34] 《大正藏》卷51，第1042页上。

　　[35] 刘长东认为：《十八贤传》所言‘刘遵孝，即‘刘遵考，，考、孝形近而讹耳。其官职作‘宁蛮校尉’是。且《十八贤传》言昙顺寂于元嘉二年，也与《南史》言刘遵考在元嘉中迁宁蛮校尉，雍州刺史(雍州所辖正是襄阳、荆州一带)的史事相合。”(刘长东《论慧远的净土信仰及其地域性影响——纪念佛教传人中国二千年》，《闽南佛学院学报》1998年第2期。)这一说法，与《高僧传》所说在庐山慧远圆寂之前至竹林寺的记载不一致。

　　[36] 《大正藏》卷49，第266页畔

　　[37] 《宋书》卷51。

　　[38] 《宋书》卷2《武帝本纪中》。

　　[39] 《宋书》卷5l。

　　[40] 《宋书》卷2《武帝本纪中》。

　　[41] [梁]慧皎：《高僧传》卷7，《大正藏》卷50，第368页中。

　　[42] 《魏书》卷37《司马休之传》。

　　[43] 《晋书》卷10《安帝本纪》。

　　[44] 《晋书》卷13。

　　[45] 参见《魏书》卷43《王慧龙传》。

　　[46] 《宋书》卷2《武帝本纪中》。

　　[47] 《宋书》卷51《临川烈武王道规传》记载：义熙“八年闰月，薨于京师，时年四十三。”《晋书》卷13《天文志下》则说义熙“八年六月，刘道规卒”，《晋书·安帝本纪》则记为义熙八年七月。

　　[48] 《宋书》卷2《武帝本纪中》。

　　[49] 《晋书·安帝本纪》。

　　[50] 《大正藏》卷55，第104页上。

　　[51] 《宋书》卷2。

　　[52] 《宋书》卷52。

　　[53] 《大正藏》卷50，第407页下。

　　[54] 《宋书》卷5。

　　[55] 《宋书》卷61。

　　[56] 《宋书》卷61。

　　[57] [梁]慧皎：《高僧传》卷12，《大正藏》卷50，第407页下。

　　[58] [梁]慧皎：《高僧传》卷10，《大正藏》卷50，第393页上。

　　[59] 《大正藏》卷50，第393页上—中。

　　[60] 《广弘明集》卷19，《大正藏》卷52，第233页上。

　　[61] 因为刘虬晚年至江州，并卒于此地。

　　[62] 《高僧传》卷ll，《大正藏》卷50，第404页中。

　　[63] 《高僧传》卷11，《大正藏》卷50，第404页中。

　　[64] 《高僧传》卷10，《大正藏》卷50，第370页下。

　　[65] 《大正藏》卷50，第370页下。

　　[66] 《大正藏》卷50，第372页上—中。此中所说的“江夏郡”疑误。汉代江夏郡治安陆(今湖北省云梦)，辖今豫，鄂各一部。三国魏吴各置江夏郡，孙吴江夏郡治在武昌(今鄂城)，魏江夏治上昶(今云梦西南)。晋灭吴，还治旧地，改为武昌郡。南朝宋移治夏口(今武昌)，辖区缩为今武汉及其附近一带。

　　[67] 《续藏经》卷77，第362页中。

　　[68] 《大王藏》卷52，第170页下—171页上。

　　[69] [梁]慧皎：《高僧传》卷5，《大正藏》卷50，第370页上。

　　[70] [梁]慧皎：《高僧传》卷1，《大正藏》卷50，第329页中—下。

　　[71] [梁]慧皎：《高僧传》卷1，《大正藏》卷50，第329页中—下。

　　[72] [梁]慧皎：《高僧传》卷1，《大正藏》卷50，第329页下。

　　[73] 《大正藏》卷50，第333页中—下。

　　[74] 《大正藏》卷50，第400页下。

　　[75] [梁]慧皎：《高僧传》卷5，《大正藏》卷50，第355页下。

　　[76] 《名僧传抄》残卷，《续藏经》卷77，第352页中。

　　[77] 汤用彤：《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第146页。

　　[78] 《晋书》卷74。

　　[79] [唐]道世：《法苑珠林》卷39，《大正藏》卷53，第598页上。

　　[80] 如前文所叙述，当时的江陵有“五层寺”而无“四层寺”，也许二者所指相同，“四”为“五”字的误写。

　　[81] [唐]道世：《法苑珠林》卷39，《大正藏》卷53，第598页上。

　　[82] [唐]道世：《法苑珠林》卷39，《大正藏》卷53，第598页中。

　　[83] [唐]道世：《法苑珠林》卷39，《大正藏》卷53，第598页上。

　　[84] [唐]道世：《法苑珠林》卷39，《大正藏》卷53，第598页上—中。

　　[85] [唐]道世：《法苑珠林》卷39，《大正藏》卷53，第598页上。

　　[86] [唐]道宣：《续高僧传》卷9，《大正藏》卷50，第493页上。

　　[87] [唐]道宜：《续高僧传》卷9，《大正藏》卷50，第493页中。

　　[88] [唐]道宣：《续高僧传》卷9，《大正藏》卷50，第493页中—下。

　　[89] [唐]道世：《法苑珠林》卷39，《大正藏》卷50，第597页下—598页中。

　　[90] [梁]慧皎：《高僧传》卷6，《大正藏》卷50，第358页上。

　　[91] 《大正藏》卷52，第538页上。

　　[92] 《大正藏》卷50，第410页上。

　　[93] 《大正藏》卷52，第623页下。

　　[94] 《高僧传》卷4，《大正藏》卷50，第350页中—下。

　　[95] 《宋书》卷93《孔淳之传》。

　　[96] 《宋书》卷53。

　　[97] 《高僧传》卷4，《大正藏》卷50，第350页下。

　　[98] 《大正藏》卷50，第372页上。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