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庐山“莲社”和“虎溪三笑”的故事，在古代社会流行很广，大多数人都深信不疑。根据宋人的描述，“莲社”是东晋高僧慧远(334——416)创建的一个僧团组织。宋代有无名氏所撰《莲社高贤传》一书(《丛书集成初编》，第三三五○册，中华书局1991年版)，此传记述庐山东林寺十八高贤的事迹，其中又有“不入社诸贤”，陶渊明(365？——427)就是其中最重要的人物之一。宋释宗晓(1151——1214)《乐邦文类》卷三《莲社始祖庐山远法师传》:

　　……时有刘遗民、雷次宗、宗炳洎诸高僧一十八人，并弃世遗荣，依远游止。远拉一百二十三人为莲社，令遗民着誓辞，于弥陀像前，建诚立誓，期生赡养。谢灵运负才傲物，一与远接，肃然心服，为凿二池，引水栽白莲，求入社，师以心杂止之。陶渊明、范宁，累招入社，终不能致，故齐己诗云:“元亮醉多难入社，谢公心乱入何妨。”(《大正新修大藏经》，第四十七册，第一号经，第一九二页)

　　这里所说的“莲社”故事在六朝佛教史籍，如梁释慧皎(497——554)《高僧传》(《慧远传》见此书卷六)中并无记载。晚唐著名的诗僧齐己(860——约937)特别醉心于“莲社”，如其《题东林十八贤真堂》、《寄怀东林寺匡白监寺》、《荆渚感怀寄僧达禅弟三首》其二(《全唐诗》卷八四四)和《荆门送昼公归彭泽旧居》(《全唐诗》卷八四○)等诗，都涉及了“莲社”。慧皎《高僧传》说慧远“每送客游履，常以虎溪为界”，于是后人又有了“虎溪三笑”的说法。宋陈舜俞(？——1075)《庐山记》卷一:

　　昔远师送客过此，虎辄号鸣，故名焉。时陶元亮居栗里山南。陆修静亦有道之士。远师尝送此二人，与语道合，不觉过之，因相与大笑。今世传《三笑图》，盖起于此。

　　从宋代开始，历代画家皆有《三笑图》或《莲社图》一类的作品，可见诗人和艺术家们对莲社以及“虎溪三笑”的传说也是非常笃信和迷恋的，即使是现代的某些著名学者也不例外。如1928年，游国恩(1899——1978)就发表了《莲社成立年月考》一文。(《国学月报汇刊》第一集，见《游国恩学术论文集》，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四○六——四○九页)

　　“莲社”并非真实的历史存在。1938年，汤用彤(1893——1964)对莲社问题进行了深入的考证，其结论是:“莲社”之名起于中唐以后，《莲社高贤传》“乃妄人杂取旧史、采摭无稽传说而成”。其说言之凿凿，不容置疑。(《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二五八页)在这里，我们再为他增添一些证据。先看白居易(772——846)所写《代书》中的一段话:

　　庐山自陶、谢洎十八贤以还，儒风绵绵，相续不绝。(《白居易集》卷四十三《记序》，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三册，第九四二页)

　　再如《全唐诗》卷七四○黄滔(840——911)《游东林寺》诗:平生爱山水，下马虎溪时……翻译如曾见，白莲开旧池。《全唐诗》卷六七九崔涂(公元888年前后在世)《送僧归江东》诗:更寻同社侣，应得虎溪边。

　　这些材料都是比较可靠的。所以，汤用彤上述的观点至今仍然被史学界所遵奉，可惜文学界并不十分了解。至于“虎溪三笑”的传说，更属无稽之谈。慧远大师在义熙十二年(416)圆寂，陶渊明于元嘉四年(427)去世，而据《全唐文》卷九二六唐吴筠(？－778)《简寂先生陆君碑》，陆修静(406－477)至宋孝武帝大明五年(461)才南游到庐山，爱其胜境，乃于山东南瀑布岩下构造精庐，隐居修道，而此时距慧远圆寂已有四十五年之久，距陶渊明去世也有三十五年之久，三人如何能够在虎溪边上“相与大笑”？其实，明人方以智(1611－1671)在《通雅》卷二十中对此早有考证:

　　虎溪三笑本不同时，白莲结社亦不必一日聚也。……晋义熙十二年丙辰，远公八十二卒；宋元徽五年丙辰，陆修静七十三卒。相去六十载。元嘉末，陆来庐山，远陶死二三十年，安得三笑？自长公作《三笑图赞》，而山谷实之，又考东林结莲社在晋武太元十五年庚寅，至义熙七年辛亥生公入社。宋景平元年癸亥，周续之四十七卒；元嘉二十年癸未，宗炳六十九卒；戊子，雷次宗六十三卒。当结社岁，续之才十三，炳才十四，次宗四岁耳。盖总计也。一曰:佳话听之可。

　　方氏的考证是比较严谨、比较科学的。而现代学者亦指出:“陆修静在宋孝武帝大明五年(461)至庐山隐居修道，后世传说之虎溪三笑，没有历史依据。”(任继愈主编《中国道教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一四八页)这种论断是非常正确的。

　　东晋时代确实有一个以慧远为中心的庐山教团，但是这个教团并无“莲社”之名，教团成员出现在庐山上的时间也并不一致，所以，后世关于“莲社”的传闻虽然不无某些历史的影像，但主要还是出于妄附和臆造，是古人虚构的历史，反映了人们模糊不清的群体性的历史记忆。荷兰学者许理和(ErichZürcher)说:“佛教不是并且也从未自称为一种‘理论’，一种对世界的阐释，它是一种救世之道，一朵生命之花。它传入中国不仅意味着某种宗教观念的传播，而且是一种新的组织形式——修行团体即僧伽的传入。”(《佛教征服中国》，李四龙等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二页)因此，庐山僧团也确实需要一个雅俗共赏的美名。作为对历史的虚构，“莲社”的故事也比较典型地反映了这样一种文化心态。至于“虎溪三笑”的传说，则可能与齐梁以后儒、释、道三教合流的文化现象有关。历史的实际需求，通常不是以后证先，而是以先证后，因此，古代的历史往往被后人所扭曲所改造，这种文化现象在中外文化史上都是屡见不鲜的。或许，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意大利哲学家克罗齐(Bendetto　Croce　)在《历史学的理论和实际》一书中提出了他那著名的“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的论断。

　　“莲社”并非真实的历史存在，至于“虎溪三笑”的传说，更属无稽之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