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尚先

    “肃然起敬”这个成语大家都知道，然而很少有人知道这个成语与“东晋慧远”有关。南朝·宋·刘义庆《世说新语·规箴》中载：“远公在庐山中，虽老，讲论不辍。弟子中或有惰者，远公曰，‘桑榆之光，理无远照，但愿朝阳之晖，与时并明耳。’执经登坐，讽诵朗畅，词色甚苦。高足之徒，皆肃然增敬。” 这个故事的大意是：远公住在庐山，尽管已是垂暮之年，却仍在不懈的为弟子们讲论佛经。看见弟子中有些比较懒惰的，远公就说．“我是桑榆之光，按理照不了多远，但是希望你们这些犹如朝阳之晖的年轻人能与时代同放光明。”说完，远公拿起经书登上座位，或背或诵，声音洪亮畅达，言词神色极为恳切。他的那些高足之徒，个个都肃然起敬。慧远用的是佛家规劝法。“桑榆之光”，是慧远把自己的生命之光比喻为不能够远照的微不足道的小小星光而已。他最大的愿望，是佛教思想的“朝阳之晖”与时并明，永远照耀人间。
    一位学生在描写他的历史老师时这样写道：“他老人家给我们讲历史的时候,只有世说新语上远公在庐山的那种状态才可以比拟。平日里面,待人和蔼可亲,对学生就象对自己的孩子一样。”显然只有明白了成语“肃然起敬”的出处，才能把历史老师与慧远联系在一起，写出这样的句子的。
    因此，倘有人问谁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而且是最让人肃然起敬的人？那就是庐山慧远了。 慧远是中国佛教史，乃至中国思想史上重要人物。他与东晋王朝相始终，一生学兼内外，标领缁素，对佛教的本土化和在南方弘传贡献甚巨。他倡神不灭，摧心无义，论法身，明报应，促进佛教思想之流行；他助提婆译毗昙，赞觉贤弘禅法，致书鸠摩罗什，融通小乘与大乘学说，使庐山东林寺成为南方最著名的佛学中心与学术渊薮；作《沙门不敬王者论》、《沙门袒服论》，弘教卫道，与王权相颉颃，为僧伽争地位；圆融三教，吸引文人，简化佛法，倡导念佛，增加佛教对士人和平民的吸引力。慧远的生命之光是强大的，是跨越了时空的。他以自己对于生命意义与价值的透彻理解与善始善终的卓越实践，以自己的佛教“中国化”与中国“佛教化”的努力而培育的新的文化基因，照耀着中华民族的文化，照耀着东方与中亚的文化，照耀着悠远的历史长河。荷兰学者许理和在《佛教征服中国》中，称他在“诸多方面均成了启动下一个阶段中国佛教的关键，同时也是我们所要研究的第一阶段中国佛教的最为彻底的终结者”（《佛教征服中国》，江苏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337页），这并不是夸大其辞。慧远所处的时代，正值中西（印度）文化的第一个接榫期的开端”。作为释道安最得意的弟子，慧远为佛教在中国的创造性转化作出了巨大的贡献，铸就了中国佛教的某些特有品格，对后世发生了诸多影响。
 
    一、优秀的慧远家族
    慧远（334年——416年），东晋时名僧，慧远本姓贾，出身于“世为冠族”仕宦家庭。他从小喜好读书，十三岁时即随其舅父令狐氏游学于许昌、洛阳一带，读了大量儒家、道家典籍。《高僧传·卷六·释慧远传》载，他“少为诸生，博综六经，尤善《庄》《老》”，致使当时的宿儒贤达，也莫不叹服他学识博深。可见慧远的家庭对他有很大影响。舅父带领的南游，对他日后传播思想、弘扬佛教的人生道路，起了开拓视野的作用。舅父令狐氏，史书上未见详细记载，然而从其游学经理来看，一定是饱学有志之士。而且慧远的姑母道仪对慧远也产生过大的影响。舅父、姑母、慧远及慧远的弟弟慧持构成了一个对中国文化及佛教文化传播的卓越家族，成为中国文化转接传承史上一个亮丽的风景。
    永和十年，２１岁的他和１８岁的弟弟慧持，　在奔赴太行的恒山途中参见了名僧道安（３４１－３８５）。他在听了道安宣讲的《般若经》之后，非常感动，认为与佛教相比，“儒道九流皆糠秕耳”。于是，兄弟俩拜道安为师，出家为僧了。参见道安，这是一个偶然。然而，正是这个偶然，导致了慧远重新设计人生。自此，他以建立佛教的中国宗派，弘扬佛法为终生奋斗的目标。
 慧远主动选择了佛教人生，这给了他一种特别的命运。后来他在写给在庐山隐居的刘遗民的信中叙述了他由奉信儒学，而后钻研老、庄道学，最后却皈依了佛教，以弘扬佛教的目标而奋发的生命历程。 
    太元八年（３８３），慧远５０岁，正是“知天命”之年，与弟慧持等从荆州南下，原先拟去粤东罗浮山（今广东省博罗县境内）。如此南下，还由于慧远、慧持的姑父解直曾在寻浔阳郡做官，而姑姑在浔阳郡出家为尼（法名道仪）。慧远一行路经此郡，他见庐山雄伟幽静，足以滋养发展佛教事业，安定心神，便带领众僧，在庐山西麓的西林寺之东的“龙泉精舍”住了下来。慧远仰慕庐山的风光与他从事的佛教传播事业相和谐。三年后，他创建了东林寺。他在庐山这么留驻，前后就是３４年，直到他生命的尽头。 
    说起慧远的姑母道仪尼，同样众所景仰。道仪，姓贾，雁门娄烦人。及笄之年，贾氏嫁给了同郡人解直，解直出任浔阳令，家里颇称小康，夫妇恩爱，日子过得红红火火。谁知天有不测风云，一场大病，夺去了她夫君解直的生命，当时贾氏才二十二岁。
    在百般哀痛中，贾氏终于感到人生无常，世事变幻，于是决心弃舍俗累，削发为尼，法名道仪。道仪本就长得聪明敏哲，博闻强记，所以对于教门里的《法华经》、《维摩诘经》等，都能理解精义，有着独到的体会，有时偶然还为别人讲解《维摩诘经》中的小品文字，所以受到同门中人的深深推崇。
    在读经讲经的同时，道仪戒行高洁，神气清邈，看上去大有出尘之感。后来，道仪听说中畿经律渐备，讲集成风，于是就在孝武帝太元末年（公元３９６年），来到京师，居住在何后寺里。何后寺的前身，就是大名鼎鼎昙备居住宏法的永安寺。在有着优秀传统的著名尼寺修习，道仪更加端心律藏，妙究精义，谦虚好学，热爱劳动。由于道仪不但苦攻佛学，学习勤奋，同时还生活简朴，粗衣素食，所以受到人们的普遍尊敬。
    七十八岁那年，道仪年高体衰，生了重病。病中，她依旧诵念不止，执心弥厉，弟子们看到她病得这副模样，还精进不懈，不禁纷纷劝道：“弟子们希望老师好好休息，保养病体，也是我们大家的福份。”那知道仪却答：“非汝所宜。”说完再没下文，弟子们上前一看，已经魂归西方极乐世界了。
    慧持，是慧远的弟弟。慧持性情淡泊恬静，有高远宏大的志向，14岁时开始读书,他学一天当别人学十天。擅长文史，巧于众经，精通经、律、论三藏。道安在襄阳派慧远东下，慧持亦与慧远同行。初到荆州，住长明寺，后到庐山，慧持都与慧远在一起。慧持身高八尺，风神俊爽，常常脚登草鞋，纳衣半胫，庐山上的佛门弟子，前后有三千余人，其中不乏英秀之人，但都比不过慧持。
    后来慧持听说成都一带土地肥沃，人民富裕，有志前往传扬教化。慧持于东晋隆安三年(公元399年)辞别慧远到四川去。慧远苦留不住，叹道：“人们都喜爱欢聚，唯有你却乐于分离，这是为什么？”慧持也很悲伤地说：“若是滞情爱聚之人，就不应该出家。现在我们既已割舍己欲而求道，就应以西方极乐国为期。”于是兄弟两人收诏，悯默而别。
    在当时，僧人慧岩、僧慕，已先在眠蜀，受到当地人的尊敬，待慧持来后，人们都望风推服，以至于凡是来到慧持僧堂的人，都被称作“登龙门”。
    东晋安帝义熙八年(公元412年)慧持卒于龙渊寺中，终年76岁。临终时遗命弟子，务要勤勉律仪，他对弟子们说：“经文上说，戒如平地，众善由生。你们的一举一动，都要谨慎啊!”慧持终成佛学大师，被列为五百罗汉之列，占一百三十六席。
    唐僧玄奘非常仰慕慧远、慧持兄弟。就在慧持死后210年，即唐武德五年（622），二十二岁的玄奘在成都城南空慧寺(即东晋慧远之弟慧持入蜀所建之金渊精舍)受具足戒。武德七年（624），玄奘离开生活了约七年的成都，沿长江东下参学。早在玄奘取经的300年前，即太元十七年（３９２），慧远已派遣法净、法领去西域求法。数年后，俩人行程万里，历尽艰辛，从西域取回《华严经》等２００余部经。所以玄奘法师为西行作准备时，曾派弟子到庐山东林寺抄写慧远大师弟子法领、法净从印度取回的经典和未取经典目录，将各处抄写的经典目录汇总。玄奘大师是应运而生，而慧远大师是应劫而生。盖应运者传教较易,应劫者传教难。因此慧远对佛教的贡献是超过玄奘的。
   《释氏稽古略》卷二中记载着关于慧持的一个神异故事：宋徽宗致和三年的四月，四川嘉州地方忽然一阵骤风，吹倒了龙渊寺内的一株老树。赫然发现树干中有一个入定的和尚。皇帝命令迎入京城（时在八月）。老和尚出定后却问，“我哥哥慧远法师在哪里？”慧远法师是东晋时代的人，在庐山创办了净土宗念佛法门。大家告诉他，现在是宋朝了，几百年前的人，怎么是你哥哥呢（《嘉泰普灯录》卷廿二）？原来这位老和尚是晋朝四川嘉州龙渊寺的主持慧持法师，他入定过了几百年，到宋朝才出定。 
    在明代也有关于慧远的类似记载。据明嘉靖（１５２２－１５６６）年间寻阳郡太守桑乔著《庐山纪事》载，慧远墓，“永乐（１４０３－１４２４）有人开之，见远兀坐，其貌如生焉。” 
 以上记载反映了历朝历代人们对慧远、慧持的尊崇。
     慧远，中国佛教十派之一净土宗的创始人，他放弃繁琐的念经礼佛，提出“口念弥陀，心注西方，坐禅修定，息心忘知”十六字真言，代替念经礼佛，用简单方法修行，从而使佛教普及化、大众化，使佛教由上层人士传入普通平民。至今，国内及日本、韩国仍有众多净土宗信徒。
    慧远开创了中国南方的第二个佛教中心——庐山。他极注意保持与建康这个中国南方的第一个佛教中心的联系。隆安元年（３９７），在东林寺与慧远等同译佛经已六年的僧伽提婆要去建康了。慧远即派他的弟弟慧持同行。 
    在建康，僧伽提婆与慧持、竺道祖等修正重译了《增一阿含经》，并且翻译了《中阿含经》。 
    佛陀跋陀罗（３５９－４２９），迦维罗卫（今尼伯尔）人，于禅法、律藏深有造诣。他先是在长安传播佛教。秦弘始八年即东晋义熙二年（４０６），他与门徒慧观等４０余人来到庐山，备受慧远欢迎。他在东林寺工作年余。约于义熙八年（４１２），佛陀跋陀罗、慧观等赴荆州，其后到建康，住道场寺。无疑，佛陀跋陀罗、慧观这个佛教群体，又成为慧远与京都佛教名僧联系的纽带。　  
    义熙九年（４１３），归国已一年的法显大师，由彭城（今江苏徐州）到建康道场寺，与名僧佛陀跋陀罗一起，共同译出了《摩诃僧祗律》４０卷、《大般泥洹经》６卷、《僧祗比丘戒本》1卷、《僧祗尼戒本》 1卷等。此后，两人共同翻译的“僧祗律”在北方盛行。法显从古印度得到《杂阿含经》，因为法显已八十五岁高龄了，自知将辞世，便请求佛陀跋陀罗将此经译出。 
    这时候，慧远派弟子道乘赴建康。一方面，他要获得佛陀跋陀罗与法显译出的数种新经；另一方面，他还要请谢灵运作《万佛影颂》。他请谢作此颂，也是从法显那里得到新的佛教思想所受的启发。这时候，谢灵运正在道场寺里与佛陀跋陀罗的弟子慧严等合译新得到的《涅槃》大本。 
    佛陀跋陀罗和慧远之间,还有一个“转识成智”的故事。据说在达摩祖师以前，佛祖派了他的两个弟子到东方一个古老的国家——中国去传法。这两位弟子分别是佛陀跋陀罗和舍耶。两位尊者在东方是传佛祖不生不灭的念佛心法。但是，那时的人们没有一个人能接受，因为那时候的佛法都属于渐修，不认为每个人都能成佛。所以两位尊者所传的人人都能成佛的这一佛祖心法，受到当时佛教界的排斥。 
    两位尊者感到很纳闷，于是就去找慧远大师。慧远大师看到两位尊者心生无限欢喜。问道：“两位尊者千里迢迢到中国来，是传佛陀的什么法啊？”佛陀跋陀罗尊者答道：“佛陀的心法。”同时，佛陀跋陀罗尊者伸出一只手，说道：“大师请看我这手，手一撑开就是手掌、手一弯曲就是拳头、手一翻过来就是手背，再翻过来就是掌心。”慧远大师看了之后，当下顿悟到，一只手的动作有如此之快，那么人的心念肯定比手的动作要快得多。于是，大师也就知道了佛陀跋陀罗尊者伸出手掌这一动作的意义了——那就是大乘佛法中的转识成智。 
　　所谓“转识成智”也就是“转烦恼为菩提”。只要活在当下这一念心，那就是千年如来住世，犹如千年暗室、一灯即破。
慧远故事始终在民间流传，尤其在唐朝为人们所喜爱而演为话本。《庐山远公话》的内容大略如下：
    雁门人慧远从小出家。有一天他痛感学道还不够，想要入名山修行。他携带着涅盘经，按照老师的指教，来到了江左的庐山。远公在庐山写作涅盘经的疏抄，向大众说经。强盗白庄袭击庐山时，远公被捕而成了奴仆。
    道安和尚通过远公的门生得到了远公所写的涅磐经疏抄，在东都福光寺讲经，获得了众多的听众。几年后远公被带到洛阳的人畜市场出卖，崔相公把远公买进他家。崔相公是一个赞仰道安的人，有一次，他在家里谈起他从道安那里所学来的教义。远公向相公申说那个教义不尽合理，于是崔相公让远公跟道安公开斗佛法，远公得胜了。从此远公上讲坛向大众说法，道安也听讲。朝廷请远公到长安进大内供养。过几年远公回到庐山，不久就圆寂了。
   《庐山远公话》反映了慧远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确实，慧远“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在许多方面已超越了他的师傅道安。
    然而所有的慧远遗址、后人所造的纪念物或者慧远的传说，所有后世效仿慧远或者追随他的灵魂的方式，都无法标明慧远的生命价值，都无法标明他的具有历史开拓性、另类思维空间的精神创造的价值。 
　　荷兰学者许里和对慧远作了极高的评价：“慧远之死仅比东晋灭亡（４２０）早几年。”“在这一时代，佛教最终渗透到了社会的各个阶层，从刘宋王室到信佛的朝臣，直到没有文化的社会大众，并最终成为中国文化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在义理研究领域，中国传统的概念术语在此之前的那种影响力现已大大削弱。”“在这个佛教的形成时期，慧远是把所有士大夫佛教的特质融合进他的个人生活及其讲经说法的最后一位法师。”（《佛教征服中国》）
   
    二、慧远对中国文化的贡献
  
    慧远在积极地弘扬佛教文化的同时，也努力地钻研着、推动着佛教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交融。确实如此。晋代中国的文化基因的嬗变便是由慧远来一捶定音的。  
　　（一）、开创了以音乐为舟揖广弘佛法的途径
    公元四世纪到五世纪，是中国佛教音乐全面华化的时期，也是中国佛教仪轨的成型期。当时，东晋高僧道安、慧远创造了唱导这一新的佛教讲唱体制，以讲唱法理开导众生为宗旨，采用多种民间说唱方式，使唱导音乐与净土宗教义结合起来，编撰成《西文化导文》、《往生礼赞》。他们以身体力行的榜样和为僧团制定的周密的规章制度，更有力地促成了佛教仪轨音乐的完善。在竟陵文宣王萧子良“集京师善声沙门”“造经呗新声”之前，堪称一代佛教领袖的道安、慧远等人，已经在为中国佛教仪轨音乐的建立和完善创造条件。在结合仪轨和梵呗方面，长安五级寺道安（314—385）始倡在“上经”、“上讲”、“布萨”等法事中都唱梵呗，制订了《僧尼轨范》三科，“一日行香定座，上经上讲之法，二日日常六时行道饮食唱法，三日布萨。差使、悔过等法，天下寺舍遂则而从之。”至庐山慧远“躬为导首”，开创了以音乐为舟揖广弘佛法的途径。“后代传授，遂成永则”。这八个字，不是泛泛的褒词，而是概括了其后中国佛教史的全部事实。净土宗的历代祖师、名僧，如善导（ 613－681）、承远（712－802）、少康、法照等人，都秉承慧远衣钵，倡导唱念，身体力行，使净土宗逐渐成为中国佛教音乐、佛教艺术的中坚。为后世的佛教音乐内容、目的、形式、场合的规范奠定了基础。
    慧远的弘法是最讲究方法的，他总能把非常深奥的道理变得浅显化，更重要的是他从音乐中悟到很多，他发现音乐能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由此他想到开创适合普遍大众的净土法门的重要性:“阿弥陀佛”四宇，即为其经。你若常念着佛的法名，想着佛的相好、佛的光明、佛的神道、佛的功德，即为心中有佛，即可修成正果。这实在比佛教中其它任何教派提供的修行方法简便得多。公元402年，慧远大师组织的“白莲社”123人在庐山般若台前集会，发誓“众等齐心静修净土法门，以期共生西方极乐世界。”这便是中国净土宗之始。净土宗经慧远、昙鸾、道绰等历代大师的努力，至明清而达到鼎盛，形成“佛门即净土，净土即佛门”，“家家阿弥陀，户户观世音”的局面。自中唐以后，净土宗首先传到日本，然后又遍及全球，现在，净土宗已成为世界佛教的最大宗派，慧远大师已成为全世界净土宗尊崇的始祖。
    现代佛学大师南怀谨说过，“历代以来在庙里参禅打坐修行,老死在庙里没有成功的人,如麻如栗!!!”。“如麻如粟”，这是多么另人寒心词语啊！相形之下，东晋慧远大师招集 123 人于庐山东林寺专精念佛求生西方净土，并且这 123 人全部往生，这百分百的成功率，是多么的大快人心，难能可贵啊。 其实，所谓明师出高徒，重要的还是有行之有效的方法加之努力勤习所致。
    净土法门的最大特色，大概要算浅显易行，普摄群机了。净土诸经明白晓畅，直到今日，一般人尚不难读懂；净土修持简单易行，即不识字的村夫农妇，也一学便会。正如印光大师所言：“故无一人不堪修，亦无一人不能修。”然其实际义蕴，却甚为深沉广大，既使博通三藏，亦未必能穷彻其底蕴。莲池大师称净土法门“似浅而深，似近而远，似难而易，似易而难”，又说此门“似粗而细，若易而难”；专究藏传佛学的张澄基教授在其《净土今说》中有言曰：“净土宗的道理似浅实深，其行持似显实密，其成果似迟缓实速疾，其目的虽像是死后往生的自利，其作用却是现享法乐和济世益人的二利庄严。”
    净土法门所产生的积极社会效益，更在于它现前解决了人们的终极关怀问题，解除了死亡焦虑所带来的种种痛苦不安，给人以莫大的精神安慰和战胜厄难的强大力量，现实地起到了利乐众生、平衡和调节社会心理的作用。正如张澄基教授所说：“不谈成佛作祖，不谈往生极乐，不谈念佛三昧，仅凭一股信心和不断的努力念佛，就能在现世中得到佛力加被下所产生的祥和、安全和悦乐感。自己切切实实地感到时常在佛力的笼罩及护导之下，人生的一切困难和苦恼都能获得适当的解决，这样的收获还不值得吾人努力去争取吗？”“净土法门这种安乐人心、解毒化瘀的现实功用，是其它社会文化设施所无法替代的。
   （二）、对中国茶文化的贡献
    "茶禅一味"源远流长。佛教对茶道的渗透,《庐山乃志》中有记载："晋朝以来，寺观庙宇僧人相继种植。"相传，庐山云雾茶最早是一种野生茶，后来东林寺名僧慧远将野生茶改造为家生茶。他曾以自种自制茶款待好友，常话茶吟诗，叙事谈经，通宵达旦。到了唐代，庐山之茶已很出名了。 “长松树下小溪头， 斑鹿胎中白布裘。药圃茶园为产业， 里糜林鹤是交游。” 这是唐代大诗人白居易在庐山香炉峰下辟园植茶种药时写下的诗句。宋代，庐山名 茶被列为进献皇帝的"贡茶"。
    另外民歌《茉莉花》由北方传入江南，也有可能是慧远所为。茉莉花原产于印度，东汉永平十一年随佛教传入中国山西的五台山，而自从茉莉花传入五台山，深受僧人们喜爱，于是，谱写佛乐的僧人便谱写了以茉莉花为原型的佛乐《八段锦》。之后，随着僧人们四处云游，该曲传入江南，经后人加工，成了风靡江南的民歌。
   （三）对中国山水文学的贡献
    慧远并不是专门从事山水文化的发展者。但是，由于他的人生的灿烂，便使得中国传统的山水文化浓烈的人生色彩更具有基因上的稳固性。 
    东晋时代，是一个对自然山水觉醒的时代。《游记》最早诞生在此时。东晋隆安四年(400)仲夏，慧远率领弟子三十余人游庐山石门涧，这是我国文字记载最早的“组团文化旅游”。从东林寺出发“拂衣晨征”，到石门涧后，整天“群情奔悦，瞩览无厌”，直到“太阳告夕”方归。弟子们兴奋得纷纷吟诗作赋。慧远也写了诗，并为大家的诗作写了“序”，即《庐山诸道人游石门诗并序》。这《庐山诸道人游石门诗序》也被史学界定为我国文学史上最早的一篇山水游记名篇。实际上是一篇山水游记，其手法采取了分类描绘，把石门涧景物先融贯于胸，然后分别绘出山、水、石、树之状，宛如一幅幅画图，把石门涧奇景展现在人们面前。这种描绘手法是我国山水游记中的第一篇绝作，对我国山水散文的发展产生过深远影响。  
    慧远的高徒宗炳，他的山水画对后世影响深远。宗炳在十八高贤，也就是慧远和他的最得意的１７位信徒中排在倒数第二。宗炳第一次和庐山结缘就修改了他的人生设计——他在庐山短短的５０天里，染上了游山玩水的癖好。自此，对自然美的探寻便成了他生命的强大推动力，成了他造就自己生命光辉的起点。宗炳那篇《画山水序》是世界上最早的山水画论。宗炳的“畅神”说，鲜明地突出了人的审美的愉悦功能，强调把握审美的主体意识的绝对意义，强调个体审美的自由和及其个体审美认识的价值，强调彻底摆脱“致用”与“比德”的束缚。因而，他是中国美学发展史进入了审美自觉期的杰出代表。把欣赏自然美提到纯粹精神愉悦的高度的宗炳，多次在庐山游览，开展文化活动。
    极具魅力的自然景观，加上东晋时期慧远、宗炳、陶渊明、陆修静、谢灵运、鲍照等名人捷足先登的文化喧染影响，使得后来一代又一代文人骚客，热衷荟萃庐山，游历乐此不疲。
   （四）、对中华气功的贡献
    慧远大师留给我们的不仅是一种佛教思想，而且有一种我们现在可以亲身感觉到、体验到的东西———大雁气功。大雁气功是一套模仿大雁的动作，按照气在人体内运化的原理编排而成，刚柔相济、动静相兼、形体姿态优美轻松自如，可疏通人体全身经络，产生全身的整体气场的功法。大雁气功“功武结合、功医结合、道释相通”，习功飘如飞雁，心胸豁达，神情安泰，美不胜收，开发人体功能；健脑提神，延缓衰老，百无禁忌。大雁气功属道家昆仑派长期秘传佛道合一的一套高级功法，现已有一千多年的历史。相传由晋代高僧道安所创，后长期在道教中秘传，因而功法中综合了佛功和老子正宗丹功的妙机。据经书记载，道安乃是中国佛教创始人之一，精通佛典，智慧超胜，而且通道通儒，所以大雁功功法也体现了宗师道安的智慧。道安的老师佛图澄，不仅能背诵百万字的佛经，而且善念神咒，道安祖师完全继承了老师的技艺，并结合自己多年实践把它发展成了一门流派----道家昆仑派大雁气功，并主张“无”“空”，特别重视对《般若经》的讲解。
    慧远是道安最高得意的门生之一，他对研究儒家和道家的典籍，尤其对《老子》和《庄子》学说颇有研究， 并经常引用道家、儒家知识来解释佛经，慧远完全继承了道安祖师创立的大雁功法，并历代单传。大雁气功的形成与佛家、道家文化有着不可分离的渊源，佛道相依，亦是性命双修功法。
    此派功法以“大雁”命名，也颇有来历。据《贤愚经》所记：一次雁王误入网中﹐猎人欲待捕杀，雁群中一雁在雁王前撕心裂肺地哀叫，雁群亦在半空中盘桓而不去。猎人由此大为感动，便放了雁王。此雁王即是佛祖释迦牟尼，五百大雁即五百罗汉，因此佛经中有“五百雁为五百罗汉”之说；道家则将大雁视为长寿鸟。雁飞行高度达九千米，雁体具有极高之能量，而且气功能炼之“金丹”在雁体内天然俱足。慧远大师的出生地“雁门”与“雁王”、“大雁功”三者之间冥冥之中是否存在一定的联系呢？据说，与雁门关不远的“覆宿山”，本来是称作“佛宿山”的；还有继慧远之后的昙鸾也是出生在这片土地。看来佛祖确实是钟情这片净土的。正因为如此，我更加相信“五百雁为五百罗汉”的说法。
    修德(修性、修心)是佛和道统一的宗旨。功德圆满，才能功成正果；道德得道，才可正道圆通。成就正果，在佛家是修成大智慧，道家则是出现各种特异功能和益寿延年。在大雁功来说，两者兼而有之。大雁气功与净土法门一样，同样体现浅显易行。所以大雁气功的传世，也是佛教中国化的一个具体体现。
   “大雁气功”的现代传人杨梅君老师于1979年开始向社会公开授功。二零零二年七月二十三日于北京去世，享年一百零六岁。现在大雁功的爱好者越来越多，学员们一方面勤学苦练，以求终身受益，另一方面不断传授，让这套好功法在祖国各地生根开花，造福人民。 
   （五）、使“庐山”国际化的第一人
    庐山是中华文化的发祥地之一，是一个凝聚着中华民族文化光芒，记录着中化民族文化嬗变历程的深厚无比的社会资源库，是表现了中华民族文化对于外来文化的宽容、吸收、改造、融和品格的代表。而使“庐山”国际化的第一人就是慧远。密密层层的庐山云雾中，藏进了“佛教中国化”，“中国佛教化”的神秘经纬。庐山象一个巨大磁场，永远辐射着慧远思想的光芒。
    那时候，去庐山求学了，那是莫大的殊荣。比宗炳出生晚几十年的南朝名诗人江淹的《从冠军建平王登香炉峰》云：“此山具鸾鹤，来往尽仙灵。”这不但是对庐山形态美生态美的抒写，更是对文化巨子云集庐山的礼赞。四大氏族也有些弟子来庐山投奔他，出家信佛。例如，隆安二年（３９８），出身于太原王氏的僧彻（３８３－４５２），进了东林寺削发为僧。不仅国内文化巨子云集庐山，国外许多高僧大德、哲人也纷至沓来。
    慧皎著《高僧传》卷六《释慧远传》说，太元十六年（３９１），慧远请罽宾（今克什米尔一带）僧人僧迦提婆来庐山翻译佛经。这之后，他还邀请了多批外国僧人来庐山译经讲学。慧皎接着说：“葱外妙典，关中胜说，所以来集兹土者，（慧）远之力也！外国众僧，咸称汉地有大乘道士，每至烧香礼拜，辄东向稽首，献心庐岳。其神理之迹，故未可测也。” 
    这里，“葱”指“葱岭”，即古代对帕米尔高原和昆仑山的总称。葱外，指帕米尔高原和昆仑山之外的今西亚各国及古印度。“关中”，指那时属后秦国长安一带。慧皎说，那时代，西亚、古印度的佛教的重要典稽和后秦国的佛教人士的重要学说之所以频频汇集于庐山，是由于慧远多次盛情邀请外国僧人来传播的结果。 “汉地”指的是中国。“大乘”，约于一世纪形成佛教派别，亦称“大乘佛教”，它由印度传入中国。“道士”，晋代、南北朝对宗教人士的统称。庐岳，即庐山。 
    慧皎说，慧远在庐山弘扬佛教，而使得庐山在西亚各国、古印度佛教界就有着崇高的地位。慧皎所说的外国，主要是指佛教发源地即今天的尼伯尔、印度一带，连那里的佛教众僧都“东向稽首，献心庐岳”。由此可见，１６００年前，庐山在各佛教传播国之中的地位极高。 
   “外国众僧，咸称汉地有大乘道士，每至烧香礼拜，辄东向稽首，献心庐岳。”庐山，因此而成为中国文化与外国文化交流的命运史中的一个符号。佛教前贤、慧远与同仁的文化创造，也使得中国文化走出国度，走向了外部世界。庐山，借助于佛教走向了世界。这却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体——儒学所不能做到的。“辄东向稽首，献心庐岳。”这就是历史给慧远的回报。　 
 
   （六）改变中国“儒教独尊”的文化局面
    魏晋时代在中国文化史上是一个大转折的时代，也是一个人文艺术上百花齐放，人才辈出的时代，可是这两百多年的政治环境，却是漆黑一团的高压恐怖独裁专职的局面，提倡“以儒家孝道治天下”的魏晋，动不动就以“不孝”的罪名杀害知识分子，因此知识分子处在水深火热的黑暗之中，出现了许多假名士、假隐士和狂士。清谈玄理，借酒浇愁，魏晋文人陷入无所适从的迷茫境地，但是，中国的文化结构朝着与外来文化多元的融合，自慧远起，都起了决定性与前瞻性的变化。可以说慧远在战乱频繁、朝代更迭之中，用外来文化——佛教部分地改变中国的文化基因。由于以慧远为代表的文化大师的努力，实现了中国传统文化对于以佛教为典型例案的外来文化的宽容与吸收。同时，以慧远为代表的中国化了的佛教思想在东亚的传播，对于扩大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起了积极的作用。慧远个体的生命肩负着群体的生命，他对中国文化的贡献已超越他所在的历史阶段、超越他本身所从事的文化范畴、超越时空的生命价值。
    儒学特别重视哲学与伦理的联系，有着强烈的伦理色彩。恰恰是儒学的这个悖性的理论结构的缺陷，使得重视哲学本体的佛教能够在中国渐渐流行。在沙门敬不敬王者这个问题上，慧远敢于冒最大的风险挑战强权。他认识到，沙门敬不敬王者不仅仅是个对皇帝叩拜礼仪的事情，而是关系到佛教的教义能否坚持，佛教中国化的事业能否顺利进行到底、甚至关系到中国佛教的成败存亡的大事。为此，他写作了《沙门不敬王者论》、《答桓太尉书》等五篇文章。而庐山更因了慧远的《沙门不敬王者论》以及《与桓太尉论料简沙门书》，佛教事业更加兴旺而巩固。慧远提出的“佛儒合明论”，是一种新文化基因的宣言书。这种新文化基因对于中国佛教史、中国文化史的发展，是极有转折意义的。
    在特定的历史时期，佛教人士的特别坚定的意志与特别坚强的信仰，在推动中外文化基因的相互融和、相互交流之中所起的作用，却是被置于独尊的圣位的儒学所望尘莫及的。   
    
    慧远以他毕生的精力，筚路蓝缕地完成了他的“佛教中国化”，“中国佛教化”的重任。“独在异乡为异客”，晚年的他非常想望年轻时候亲自在家乡雁门开辟的白人岩，所以有人在西林和东林之间仿照远公家乡修了雁门市。然而无论如何，毕竟谁也无法揭开慧远思乡之情。也许世间一切皆有定数，2005年9月的一天，代县人刘福堂亲自去庐山迎接慧远神灵回归故里。慧远大师可以无憾矣。都说落叶归根，慧远大师应该有这个归宿。大师为了弘传佛法，惜时如金，夙兴夜寐，是该找一个清净的地方休息休息了。是不是庐山的喧器惊扰了您的清净？正如余秋雨在<<文化苦旅>>中对庐山评论道，“天底下的名山名水大多是文人鼓吹出来的，但鼓吹得过于响亮了就会迟早引来世俗的拥挤，把文人所吟咏的景致和情怀扰乱，于是山水与文人原先的对应关系不见了，文人也就不再拥有此山此水。看来，这是文人难于逃脱的悲哀。”那么就让大师永远安居在佛祖钟情的这块净土上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