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等奖作品：慧远创立净土宗的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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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崔焕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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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 2017-12-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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慧远（334-416）是印度佛教传入中国后，在中国发展壮大的关键人物之一。在他之前的西晋王朝，佛教在中国虽有发展，但声势并不大，而“佛法确立，实自东晋”（梁启超《中国佛法兴衰沿革说略》。东晋之后，佛教蓬勃发展，寺庙林立，僧尼遍地。南朝梁武帝十分信奉佛教，他本人曾四次丢下皇位，舍身同泰寺为僧（他当然别有所某），在那时，仅国都健康（今南京）一地就有五百余所寺庙，十万余僧尼。北朝也不落后，北魏末，境内有僧尼二百万人，寺庙三万所。这当然与许多大师的努力是不可分的，佛图、道安、鸠摩罗什、神秀、慧能，均卓有贡献，而“南朝僧侣第一人，端推慧远”。慧远创立了净土宗，经唐代善导努力，大成之，成为佛教宗派中信徒最多的一派，慧远亦成净土初祖。
凡事物之成，均有其主客观因素。那么，慧远的净土宗是在什么社会条件下出现的呢？
晋王朝经过“八王之乱”，元气大伤。战乱了十六年，尸横遍野，人命危贱，朝不保夕，人民生活之苦难自不待言。在北方又引发了各少数民族的上层统治者聚众起兵，大举南侵，建立了许多割据政权。西晋很快灭亡，便在南方建立起了东晋。在这动荡不安的年月，慧远降生了。《高僧传》日：“释慧远，本姓贾氏，雁门楼烦人也。……少为诸生，博综六经，尤善老庄。……年二十一，欲渡江东，就范宣之共契。值石虎已死，南路阻塞，志不获丛”。“雁门郡”为战国时赵国所置，其郡治先在善无，三国两晋时移至广武，即今代县古城村。“楼烦县”，原在雁门关北，晋时已徒至崞县（今原平县崞阳镇），属于治所在今代县之原雁门郡。而彼时的雁门郡已非晋朝的版图，是在羯 族石氏的控制之下。慧远的少年时代是在石虎的暴政中度过的。石虎从石勒的儿子石弘手中夺得政权后，大兴土木，征调40万民夫修宫殿，大掠妇女，从13岁到20岁，达3万人，很多百姓被逼自杀。他死后，诸子争皇位，更是互相残杀，民不聊生。此时慧远以16岁。《高僧传》说他21岁时，“欲渡江东，就范子宣共契。值石虎已死，中原寇乱”，是指“寇乱”的延续，不是石虎刚死之时，这时石虎已死六年了。可见慧远到青年时期仍未脱离战乱的处境。这无疑对“弱而好书”思有“深致”的慧远产生影响，现实的苦难，生命的无常，政局的动荡，儒教的无能为力，使他一听到沙门释道安的讲解《般若经》，便叹到“儒道九流皆糠秕耳”，欣然“投簪落发”，出家为僧了。从此他全身心投入佛教事业，为此后的创立净土宗迈出了第一步。
慧远从教后，“年二十四，便就讲说”积极宣扬教义，四处讲经。三十岁时（东晋哀帝兴宁远年，公元363年），与道安等五百人渡黄河居司州陸浑山（今河南嵩县东北），翌年，燕军进攻陆浑，又随道安到荆州南阳（今河南邓县东南）。三十四岁（东晋太和二年，公元367年），又随道安转徒梁州襄阳，而燕国的慕容俊又杀来了，襄阳不能安居，只得再到别地。直到五十一岁时（东晋太元九年，公元384年，亦说在太元八年，慧远50岁时，此见《图书集成》引慧远年谱载），才辗转到庐山，“时有沙门慧永，居在西林，与远同门旧好，遂要远同止，贫道所栖褊狭，不足相处，如何？”桓乃为远复于东山更立房殿，即东林是也“（《高僧传》）。此后，慧远始定居下来，直到东晋安帝义熙十一年，公元416年圆寂。他的一生，几乎与东晋政权之兴亡相始终。
慧远来庐山后，濳心佛学，结交士林。而其时东晋的社会状况如何呢？西晋灭亡后，北方的一些大族为避开五胡乱华的处境，纷纷渡江南下，这些北方士族不可避免地与南方大族产生权力之争，地位之争，利益之争。终东晋一百来年的历史，这种矛盾始终不断。即使已掌控朝廷大权的北方士族内部，也是矛盾重重。王敦之乱刚平息，又有苏峻之乱，苏峻之乱平息未久，桓温又雄心勃勃，窥视朝鼎，他先是兴起北伐之战，接着又发生了秦国苻坚的南下入侵，激战于肥水。所以，慧远从战乱的北方，辗转南渡，虽稍事安定，但外面的社会仍然是不平静的。人们在这动乱不测，瞬息万变的环境缝隙中生活，急需一种短平快的方式与理论应对。这种社会问题，作为道安大师寄以“使道流东国，其在远乎”的厚望的慧远，既认为“儒道九流皆糠秕”，不能济世，那他一定会在佛学中考虑解决这个问题。当然他决不会使用政治或经济的手段，只能从拯救人心世态的宗教行为上着手了。
那么当时的人心世态又如何呢？这方面最有代表性的当然是其时的主流意识形态——玄学思想了，其表现之一便是盛行于朝野的逃避现实的清谈之风和玄言诗。彼时，国破家残，民不堪命，先前处于“独尊”地位的儒学已失去了统治力量，，在文化意识上已出现了“人的觉醒”（李译厚语），已往的儒术早不适用，连儒者本人的身家性命也朝不保夕，何及其他，士林中人便在“老庄”中讨生活，由对社会的关心转而为个人的关心，“不愿再经心世务，乃相尚为庄老玄虚“（启良：《中国文明史》126页）他们“放开视野，从儒学以外的学术思想里求取智慧”，佛学自然是他们涉猎的对象。而这个时代，固然是“政治上最混乱，社会上最痛苦的时代，然而却是精神史上极自由、极解放，最富有智慧，最浓于热情的一个时代”（美学家宗白华语）。其具体表现并包涵有人们所谓的“魏晋风度”。这种风度其实主要是流行于士林中的一些生活习惯和处世态度，与下层的平民百姓无缘，比如服药、饮酒、做诗、谈玄，下层百姓根本没有这种条件。试举几例。比如“竹林七贤”，他嗜酒如狂，行为放达，蔑视礼教，傲世反俗。七贤之一的阮籍，能一醉数月；尝驾车漫游，不择道路，穷途大哭而返。籍嫂尝归宁，籍相见与别。或讥之，籍日：“礼岂为我辈设邪！”刘伶裸身狂饮，有人见之相责，他说：“吾以天地为屋宇，以屋宇为衣裤，尔入吾裤中”。嵇康不仅饮酒，还服药以求长生，山涛荐他当官，它不仅不答应，还写了一封绝交书，内中有“非汤武而薄周孔”之语，这在以前，是绝对不敢出此尖锐的言词的。这是思想的大开放，个性的大张扬。当然这“张扬”的内力和形式是不同的。有的是畅快的宣扬，有的是被压抑的呐喊，有的是无可奈何的释放，有的是扭曲的抒发，不管怎样，总是在放、在鸣，在说自己要说的话。多少年的积淀，多少年的渗透，多少年的发展，在大一统的强力专制中不易绽露的，。这时绽露了出来。反切法发明了，声韵学发展了，律诗的格律已见端倪，山水已趋成熟，书法家王氏父子出现了，大画家顾恺之出现了，数学、科学皆有可观。在佛教中，而慧远则是其佼佼者。
中国从告别了自然宗教，一直到汉代，生活在缺乏宗教信仰之状况中，找不到精神的归宿，对于“死”的问题，一直未有一种“圆满”的解释。正如启良先生所说：“从先秦诸子之日起，一直到汉代的今古文经学，思想家们对民众的关心，只是出于政治领域的民本主义考虑，而很少有人想过民众除了物质生活之外，还要有一片精神家园，除了生存之外，还有一个死亡的问题”。而这类问题发展到东晋，则从佛学中得到解答。此时鸠摩罗什来中国，译出大量佛经，释氏教义渐形完备。时代给予的不论是政治方面、文化方面，特别是思想意识方面，都为慧远弘扬法外，创立教派准备好了条件。
而慧远本人的主观条件亦趋成熟。慧远在入释之前就“博宗流经，尤善庄志，性度弘伟，风鉴朗拔，最宿儒英达莫不服其深致”（《高儒传》）。而“委命受业”之后，深得道安大师教诲，后又辗转各地，多方锻炼，更加博综。到庐山后，更与名士交往，周续之、刘遗民、宗炳、雷次宗都是他的座上客，毕颖之、张莱民、张秀硕，亦依远逰止。东晋元兴元年（402）由慧远倡议，以一列二十三人之众，结成“白莲社”，建斋立誓，共期西方“，并让刘遗民著文，声明“此其同志诸贤，所以夕易宵勤，仰思修济者也”，“具有惊出绝纶，首登神界，则无独善于灵峤”。意即莲社同人共同修缮，先进者需要提携后进者，以其齐登神界。这俨然是净土宗教旨的雏形`。慧远与这些人朝夕与共，岂能不相互影响，也相互潜升。陶渊明虽未加入白莲教，但亦与慧远交往甚密。后来的著名诗人、山水诗的光大者谢灵运亦是慧远的朋友。慧远更与世族大僚殷仲堪交游，又与农民起义军领袖、当时视为反贼的卢循来往。社会的方方面，人物的各种思想、观点、企求、向往都呈现与慧远之前，取舍与慧远之心，影响着慧远，熔铸着慧远，于是在现实提供出的各种条件之下，净土宗创建了。这是历史的必然选择。所以降大任于慧远，是因为慧远具备了各种主观条件，非他莫属也。
上述所论慧远创立净土宗的主观条件，台湾学者南怀瑾是如此论述的，特抄于下，以供参考。南先生认为：“归纳起来，促成庐山白莲净土宗的原因，也约有两个因素：一是时代的趋势。因魏晋以来文化思想的转变，玄谈之学，已成弩末，致使求知者的欲望无法餍足，且因当时自由旷达之风，影响社会人心，有颓丧而变成放浪，以使政治更加紊乱，社会愈难安定。结果，逃世思想，日益增盛，知识分子的代表中，如陶渊明、谢灵运等人，到处皆是。慧远大师以悲天悯人的胸襟，邀约当世知交名人，遁迹山林，也是当时必然的趋势，例如刘遗民应邀入山的回信就有“晋室无磐石之固，物情有累卵之危”的感伤词句，这就可见当时名士遁世逃佛的一般心情了。二是养生方术的选择。两汉、魏、晋以来，除了思想上的玄学以外，方士养生之说也大行于世。炼丹药以求神仙长生不老之术的风气，终觉渺茫难凭，不是究竟的方法，于是仍须返求诸已，归到一心。他深通佛学性空的般若之理，而且学术传统为名匠佛图澄和道安法师的嫡派，深知后来求得实证的困难，便提倡精神超越升华的念佛法门，可以概括上中下三种器识的修持。即使此生不了，也可以灵魂得到超脱的境界。由于净土宗的创立，使佛教在中国确定了宗教的精神和形式，而且一直了现在千余年来，一句“阿弥陀佛”已经变成了中国社会的流行口语，不管是精心修持或脱口的称引，到处都可以听到国人所说的阿弥陀佛了“。
净土宗的创建，使佛教在中国广为流传，因为它教理浅显，教仪简易，只要常常念诵“阿弥陀佛”即可往生西方净土——极乐世界，所以不仅在上层人士界流传，也广泛深入民间。其对中国文化思想的影响更广泛而深入。梁启超所说的“王导、庚亮、周凯、谢鲲、桓彝、王濛、谢安、郗超、王羲之、王坦之、王恭、王谥、范汪、殷凯、王询、习凿齿、王珉、许询、陶潛辈，或执政有声，或高文擅益，然皆与佛教有甚深之因缘，”这其实与净土宗的创立是互为因果，相辅相成的。
净土宗的创立（加上后来的禅宗），使佛教在中国的传播更为普及，其影响力更为深刻，而且，从某种角度看，可说是发生了质的变化，这其中慧远的贡献是最为卓越的，而代县的白人岩寺作为慧远故乡的第一道场，也就弥足珍贵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