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显登庐山说之质疑”（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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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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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 2017-1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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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徐文明先生商榷
2012年9月8日，“纪念法显西行取经海归1600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在山东青岛举行。 会上，先生对笔者的《‘法显登庐山说’之质疑》做出了回应。然先生依旧坚持己说，笔者颇感意外。先生的“法显登庐山说”，笔者不认同，有过六项论证。本文，拟从三个方面进行再分析和说明。
一.关于佛陀跋陀罗
会上，先生提出三个问题。笔者谨答复如下。
其一：“试问有一条证据证明觉贤是律师的么？”
答云：《华严经》（六十卷）载，三藏佛驮跋陀罗译。“三藏”者，通经律论者也。称“律师”，重其律学也。《僧传》谓觉贤（佛陀跋陀罗）“少以禅律驰名”，又译《僧祗律》。故称觉贤“律师”，有何不妥？
其二：“不知何以得知慧远的标准是雪山以南，而非北海之南。”
答云：僧伽提婆、竺僧根、支僧纯等也上过庐山，每逢外国僧人到来，慧远辄恳恻咨访，又派弟子西行取经(1)。“佛影”的位置，慧远云：“在西那伽诃罗国南山古仙石室中，度流沙从径道，去此一万五千八百五十里。”(2) 记载如此确切，可知慧远的地理知识相当不错。“北海” （贝加尔湖）之南，对于中华而言，也属北方。此乃常识，慧远怎会弄错呢？
其三：“我在哪篇文章的原文中明确说了法显上山在觉贤之前的内容。”
答云：先生说“不闻法显之言，慧远何以得知天竺佛教之流风遗则？”再曰，“正是听到了法显‘具说佛影’，慧远才‘闻风而悦’，‘图而铭焉’”。此谓慧远“立台拟像”之举源自法显。然先生又称“立台之时觉贤未至”(3)，这算不算“明确说了法显上山在觉贤之前的内容”呢？
先生宣称：“只有否定了我的觉贤十一年（415）始到京师之说，才有继续讨论的必要。”(4) 谨遵旨意，为否定此“觉贤十一年始到京师之说”，笔者试述以下三条。
1.觉贤入京时间为义熙九年（413）：
义熙八年，朝廷讨刘毅，觉贤时在江陵。《僧传》云：“太尉请与相见，甚崇敬之，资供备至。俄而，太尉还都，便请俱归，安止道场寺。”(5) 《通鉴》载：“九年春二月，太尉裕自江陵东还，骆驿遣辎重兼行而下---乙丑晦，裕轻舟径进，潜入东府。”
从江陵至建康，刘裕一月便至。觉贤，应与辎重“兼行而下”。其行速再迟，年内则肯定到达也。《宋书-武帝中》亦云：“九年二月乙丑，公至自江陵。”《出三藏记》和《僧传》皆云：觉贤与刘裕“俱归”。《通鉴》和《宋书》均载：刘裕义熙九年二月还京。是故，觉贤入京的时间为义熙九年也。
2.慧观入京时间为义熙十一年（415）：
义熙九年，觉贤从荆州随刘裕还京，慧观未归。慧观的滞留，出于司马休之的恳请。《僧传》云：慧观“州将司马休之甚相敬重，于彼立高悝寺，使荆楚之民回邪归正者十有其半”。十一年，刘裕再伐荆州，司马休之出逃，刘裕“与观相遇，倾心待接依然若旧---俄而还京止道场寺。”(6) 三年间，刘裕两伐荆州。前者与觉贤“俱归”，后者带回慧观。刘裕对慧观的态度“依然若旧”。说明，慧观未与觉贤“俱归”，刘裕不介意也。十一年慧观入京，先生误认为是与觉贤同行了。
3.义熙十年，法显便知觉贤已在建康：
义熙十年，《佛国记》完稿，法显遂云“南下向都就禅师出经律”，因知觉贤已在建康。先生亦曰：“当时凡是说到‘禅师’，无一例外都是指觉贤，只有觉贤才是公认的禅师。”(7) 如果“觉贤十一年始到京师”，那么法显义熙十年笔下的“禅师”又该是哪位呢？
先生的“三问”和“宣称”，可谓豪情勃发气势如虹。但认真地剖析之，便可发现其中的瑕疵和不足。但无论如何，理论探讨还是应该继续的。
二.关于佛陀耶舍
“以弘始十二年岁次。上章阉茂。请罽宾三藏沙门佛陀耶舍出律藏一分四十五卷。十四年讫。十五年岁次。昭阳赤奋若出此长阿含讫。凉州沙门佛念为译。秦国道士道含笔受。时。集京夏名胜沙门。于第校定。”——僧肇《长阿含经序》
佛陀耶舍义熙八年（弘始十四年）登上庐山，《高贤传》称其为“十八贤”之一。先生否定之，认为此时耶舍在长安译经，且举僧肇文为证，又推出汤说作注。但笔者认为，耶舍上得庐山，理由有三：
1.译经程序“笔受、度语、证梵、润文、证义、校勘”等是同步进行的，“在座者”所以动辄数百人甚至千余人。《长阿含经》的翻译，始于弘始十二年，至十四年（义熙八年）结束。弘始十五年之“出版”应与耶舍无关。译毕，佛陀耶舍南指庐岳，与慧远大师“依止一林”行头陀法，文献记载并无矛盾。所以义熙八年，佛陀耶舍有上庐山的时间。僧肇《长阿含经序》，恰是笔者主张的佐证。
2.汤用彤谓：“至若佛陀耶舍，《僧传》未言其曾至南方。南北朝记载未言及匡山有耶舍其人。隋智顗与晋王书，始谓远公与耶舍禅师行头陀法，但并不言为佛陀耶舍。且佛陀耶舍乃律师，而非禅师也。”
《僧传》有三个“耶舍”，畺良耶舍元嘉中来华，与慧远无涉。义熙中，有两个耶舍在长安译经。佛陀耶舍义熙八年译讫，昙摩耶舍十年告竣。是故，上庐山与慧远“行头陀法”的“耶舍”，非佛陀耶舍莫属。佛陀耶舍来华，曾“咒水洗足”(8) 摆脱追赶。说佛陀耶舍非“禅师”，信乎？
3.《高贤传》，即《莲社高贤传》乃宋大观间沙门怀语据陈舜俞本重修。陈舜俞，庆历六年进士，嘉祐四年又中制科第一，历官都官员外郎。为著此书，陈舜俞“参以记载耆旧所传，昼则山行，夜则发书考证。泓泉块石，具载不遗”。《四库总目》云：“此书考据精核”。清学者汪望求亦谓此书“最为精核”(9)。汤评《高贤传》，学界也有疑议(10)。其观点，先生也非完全认可，如“南国律学道士”先生认为“就是法显”，而汤说非之。.关于《高贤传》，本文不做深入的讨论。
元兴元年（402年），慧远在庐山与众人建斋立誓，共期西方。此事当真，有刘遗民的《立誓文》为证。十年后，佛陀跋陀罗和佛陀耶舍先后上山，才有慧远“立台拟像”之举。《长阿含经》译完至归国前，《僧传》佛陀耶舍的记载为空白。智顗《与晋王书》，保留耶舍归国前的行踪，可补《僧传》之不足。
三.关于谢灵运
“法显道人，至自祗洹，具说佛影偏为灵奇。幽岩嵌壁，若有存形。容仪端庄，相好具足。莫知始终，常自湛然。庐山法师，闻风而悦，于是随喜幽室，即考空岩，北枕峻岭，南映滮涧，摹拟遗量，寄托青彩。岂唯像形也笃故，亦传心者极矣。道秉道人，远宣意旨，命余制铭，以充刊刻。” ——谢灵运《佛影铭并序》
先生谓，法显登庐山，这是最早的史料。说“至”是至于庐山，因为庐山法师慧远三十年不出庐山，两人见面、谈论佛影只能是在庐山。先生还认为：谢灵运未见过法显，其信息来源是慧远。
按先生的理论，“佛影”信息在三人间传递的顺序是：法显—慧远—谢灵运，或长广—庐山—建康。但笔者认为应是：法显—谢灵运—慧远，即长广—建康—庐山。理由有五：
1.政治原因：长广，时为晋朝的东北边境。法显归来，其信息应由长广太守先上报朝廷，再由建康文化界（谢在其中）传递至庐山。民间消息的传递速度，哪能赛过朝廷的信使？所以，其传递的顺序应是：长广—建康—庐山，即法显—谢灵运—慧远。
2.地理原因：建康，在长广和庐山之间。从长广至建康，再乘船到庐山，方称便捷。即使今日，自青岛去庐山，若水陆兼程，途径南京，应该还是首选。所以，法显信息的传递应是：长广—建康—庐山，即法显—谢灵运—慧远。
3.谢《诗》：“安居二时，冬夏三月。远僧有来，近众无阙。法鼓朗响，颂偈清发。散华霏蕤，流香飞越。析旷劫之微言，说像法之遗旨。”(11) 此诗，可谓“晋义熙十二年岁在寿星夏安居末迎法显道人”之现场记录。事有五合：(a)“安居二时冬夏三月”对“夏安居末”。(b)“远僧有来”对法显。(c)“近众无阙法鼓朗响”等写“迎”之盛况，还有(d)“微言”和(e)“像法”两点后述。
4.谢《铭》：“飞鸮有革音之期，阐提获自拔之路。”关于“阐提成佛”的见解，谢提出的时间比竺道生还早。此时《泥洹经》，尚未译出。此“微言”无疑，直接来自法显。此谓(d)“微言”对“阐提获自拔之路”。
5.谢《铭》又云：“法显道人，至自祗洹，具说佛影偏为灵奇，幽岩嵌壁，若有存形，容仪端庄，相好具足，莫知始终，常自湛然”。关于“佛影”的记载，谢的字数超过《佛国记》原文，而且更生动更传神。若非亲自聆听法显演说，实难写得出来。此可谓(e)“像法”与“佛影”之对。
以上五项理由，实有七事，足以说明谢见过法显。先生认为未见，可谓失察矣。“庐山法师，闻风而悦”，很容易被误读。引用文学家的文字，需要慎重。先生谓，法显登庐山，且以此为史料和证据。所以说，是不能成立的。
慧远义熙八年“立台拟像”时，法显尚未归国。九年七月，法显登陆崂山。同年九月，慧远撰《万佛影铭并序》。法显归国与慧远制铭，两者相距49天。此间，法显从崂山赶赴庐山断无可能。何况，青州刺史又“请法显一冬一夏”。义熙十二年夏安居末，谢参加迎接法显的建康法会，又将“佛影”（像法）这一具体的信息传来。慧远“闻风而悦”，因为汉地佛影（拟像或像法）工程告竣，《铭》文刊刻也已完工。谢“负才傲俗，少所推崇”，传说入“社”被拒。但因“佛影”之故，慧远非常高兴，于是派遣弟子来建康致谢，并邀谢作赋。
先生《再论法显归国初期的经历》(12)一文，在会议诸多论文中，被香港凤凰网公开率先转载，其关注度和重要性可见一斑。在这次会上，先生坚持己见，为自己的观点做一一的辩解。但笔者认为，先生的理论牵强、结论有误。是故，提出与先生再次商榷。
注 释
(1)慧皎《高僧传》卷六《晋庐山释慧远》
(2)慧远《万佛影铭并序》
(3)徐文明《法显归国后的一段经历》，原载《东晋求法高僧法显和<佛国记>》第124页。
(4)徐文明《再论法显归国初期的经历》，原载《纪念法显西行取经海归1600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第72页
(5)慧皎《高僧传》卷二《晋京师道场寺佛驮跋陀罗》
(6)慧皎《高僧传》卷七《晋京师道场寺慧观》
(7)同(4)《纪念法显西行取经海归1600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第73页
(8)慧皎《高僧传》卷二《晋长安佛陀耶舍》
(9)李勤合《陈舜俞<庐山记>版本述略》，原载《图书馆杂志》2010年第10期
(10)李剑锋《从接受的角度蠡测陶渊明与慧远之关系》，原载《九江师专学报》2003年04期
(11)沈约《宋书》卷六十七之《谢灵运传论》
(12)凤凰网，先生论文标题是《关于法显归国后经历的几点质疑》
2012年9月8日，“纪念法显西行取经海归1600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在山东青岛举行。 会上，先生对笔者的《‘法显登庐山说’之质疑》做出了回应。然先生依旧坚持己说，笔者颇感意外。先生的“法显登庐山说”，笔者不认同，有过六项论证。本文，拟从三个方面进行再分析和说明。
一.关于佛陀跋陀罗
会上，先生提出三个问题。笔者谨答复如下。
其一：“试问有一条证据证明觉贤是律师的么？”
答云：《华严经》（六十卷）载，三藏佛驮跋陀罗译。“三藏”者，通经律论者也。称“律师”，重其律学也。《僧传》谓觉贤（佛陀跋陀罗）“少以禅律驰名”，又译《僧祗律》。故称觉贤“律师”，有何不妥？
其二：“不知何以得知慧远的标准是雪山以南，而非北海之南。”
答云：僧伽提婆、竺僧根、支僧纯等也上过庐山，每逢外国僧人到来，慧远辄恳恻咨访，又派弟子西行取经(1)。“佛影”的位置，慧远云：“在西那伽诃罗国南山古仙石室中，度流沙从径道，去此一万五千八百五十里。”(2) 记载如此确切，可知慧远的地理知识相当不错。“北海” （贝加尔湖）之南，对于中华而言，也属北方。此乃常识，慧远怎会弄错呢？
其三：“我在哪篇文章的原文中明确说了法显上山在觉贤之前的内容。”
答云：先生说“不闻法显之言，慧远何以得知天竺佛教之流风遗则？”再曰，“正是听到了法显‘具说佛影’，慧远才‘闻风而悦’，‘图而铭焉’”。此谓慧远“立台拟像”之举源自法显。然先生又称“立台之时觉贤未至”(3)，这算不算“明确说了法显上山在觉贤之前的内容”呢？
先生宣称：“只有否定了我的觉贤十一年（415）始到京师之说，才有继续讨论的必要。”(4) 谨遵旨意，为否定此“觉贤十一年始到京师之说”，笔者试述以下三条。
1.觉贤入京时间为义熙九年（413）：
义熙八年，朝廷讨刘毅，觉贤时在江陵。《僧传》云：“太尉请与相见，甚崇敬之，资供备至。俄而，太尉还都，便请俱归，安止道场寺。”(5) 《通鉴》载：“九年春二月，太尉裕自江陵东还，骆驿遣辎重兼行而下---乙丑晦，裕轻舟径进，潜入东府。”
从江陵至建康，刘裕一月便至。觉贤，应与辎重“兼行而下”。其行速再迟，年内则肯定到达也。《宋书-武帝中》亦云：“九年二月乙丑，公至自江陵。”《出三藏记》和《僧传》皆云：觉贤与刘裕“俱归”。《通鉴》和《宋书》均载：刘裕义熙九年二月还京。是故，觉贤入京的时间为义熙九年也。
2.慧观入京时间为义熙十一年（415）：
义熙九年，觉贤从荆州随刘裕还京，慧观未归。慧观的滞留，出于司马休之的恳请。《僧传》云：慧观“州将司马休之甚相敬重，于彼立高悝寺，使荆楚之民回邪归正者十有其半”。十一年，刘裕再伐荆州，司马休之出逃，刘裕“与观相遇，倾心待接依然若旧---俄而还京止道场寺。”(6) 三年间，刘裕两伐荆州。前者与觉贤“俱归”，后者带回慧观。刘裕对慧观的态度“依然若旧”。说明，慧观未与觉贤“俱归”，刘裕不介意也。十一年慧观入京，先生误认为是与觉贤同行了。
3.义熙十年，法显便知觉贤已在建康：
义熙十年，《佛国记》完稿，法显遂云“南下向都就禅师出经律”，因知觉贤已在建康。先生亦曰：“当时凡是说到‘禅师’，无一例外都是指觉贤，只有觉贤才是公认的禅师。”(7) 如果“觉贤十一年始到京师”，那么法显义熙十年笔下的“禅师”又该是哪位呢？
先生的“三问”和“宣称”，可谓豪情勃发气势如虹。但认真地剖析之，便可发现其中的瑕疵和不足。但无论如何，理论探讨还是应该继续的。
二.关于佛陀耶舍
“以弘始十二年岁次。上章阉茂。请罽宾三藏沙门佛陀耶舍出律藏一分四十五卷。十四年讫。十五年岁次。昭阳赤奋若出此长阿含讫。凉州沙门佛念为译。秦国道士道含笔受。时。集京夏名胜沙门。于第校定。”——僧肇《长阿含经序》
佛陀耶舍义熙八年（弘始十四年）登上庐山，《高贤传》称其为“十八贤”之一。先生否定之，认为此时耶舍在长安译经，且举僧肇文为证，又推出汤说作注。但笔者认为，耶舍上得庐山，理由有三：
1.译经程序“笔受、度语、证梵、润文、证义、校勘”等是同步进行的，“在座者”所以动辄数百人甚至千余人。《长阿含经》的翻译，始于弘始十二年，至十四年（义熙八年）结束。弘始十五年之“出版”应与耶舍无关。译毕，佛陀耶舍南指庐岳，与慧远大师“依止一林”行头陀法，文献记载并无矛盾。所以义熙八年，佛陀耶舍有上庐山的时间。僧肇《长阿含经序》，恰是笔者主张的佐证。
2.汤用彤谓：“至若佛陀耶舍，《僧传》未言其曾至南方。南北朝记载未言及匡山有耶舍其人。隋智顗与晋王书，始谓远公与耶舍禅师行头陀法，但并不言为佛陀耶舍。且佛陀耶舍乃律师，而非禅师也。”
《僧传》有三个“耶舍”，畺良耶舍元嘉中来华，与慧远无涉。义熙中，有两个耶舍在长安译经。佛陀耶舍义熙八年译讫，昙摩耶舍十年告竣。是故，上庐山与慧远“行头陀法”的“耶舍”，非佛陀耶舍莫属。佛陀耶舍来华，曾“咒水洗足”(8) 摆脱追赶。说佛陀耶舍非“禅师”，信乎？
3.《高贤传》，即《莲社高贤传》乃宋大观间沙门怀语据陈舜俞本重修。陈舜俞，庆历六年进士，嘉祐四年又中制科第一，历官都官员外郎。为著此书，陈舜俞“参以记载耆旧所传，昼则山行，夜则发书考证。泓泉块石，具载不遗”。《四库总目》云：“此书考据精核”。清学者汪望求亦谓此书“最为精核”(9)。汤评《高贤传》，学界也有疑议(10)。其观点，先生也非完全认可，如“南国律学道士”先生认为“就是法显”，而汤说非之。.关于《高贤传》，本文不做深入的讨论。
元兴元年（402年），慧远在庐山与众人建斋立誓，共期西方。此事当真，有刘遗民的《立誓文》为证。十年后，佛陀跋陀罗和佛陀耶舍先后上山，才有慧远“立台拟像”之举。《长阿含经》译完至归国前，《僧传》佛陀耶舍的记载为空白。智顗《与晋王书》，保留耶舍归国前的行踪，可补《僧传》之不足。
三.关于谢灵运
“法显道人，至自祗洹，具说佛影偏为灵奇。幽岩嵌壁，若有存形。容仪端庄，相好具足。莫知始终，常自湛然。庐山法师，闻风而悦，于是随喜幽室，即考空岩，北枕峻岭，南映滮涧，摹拟遗量，寄托青彩。岂唯像形也笃故，亦传心者极矣。道秉道人，远宣意旨，命余制铭，以充刊刻。” ——谢灵运《佛影铭并序》
先生谓，法显登庐山，这是最早的史料。说“至”是至于庐山，因为庐山法师慧远三十年不出庐山，两人见面、谈论佛影只能是在庐山。先生还认为：谢灵运未见过法显，其信息来源是慧远。
按先生的理论，“佛影”信息在三人间传递的顺序是：法显—慧远—谢灵运，或长广—庐山—建康。但笔者认为应是：法显—谢灵运—慧远，即长广—建康—庐山。理由有五：
1.政治原因：长广，时为晋朝的东北边境。法显归来，其信息应由长广太守先上报朝廷，再由建康文化界（谢在其中）传递至庐山。民间消息的传递速度，哪能赛过朝廷的信使？所以，其传递的顺序应是：长广—建康—庐山，即法显—谢灵运—慧远。
2.地理原因：建康，在长广和庐山之间。从长广至建康，再乘船到庐山，方称便捷。即使今日，自青岛去庐山，若水陆兼程，途径南京，应该还是首选。所以，法显信息的传递应是：长广—建康—庐山，即法显—谢灵运—慧远。
3.谢《诗》：“安居二时，冬夏三月。远僧有来，近众无阙。法鼓朗响，颂偈清发。散华霏蕤，流香飞越。析旷劫之微言，说像法之遗旨。”(11) 此诗，可谓“晋义熙十二年岁在寿星夏安居末迎法显道人”之现场记录。事有五合：(a)“安居二时冬夏三月”对“夏安居末”。(b)“远僧有来”对法显。(c)“近众无阙法鼓朗响”等写“迎”之盛况，还有(d)“微言”和(e)“像法”两点后述。
4.谢《铭》：“飞鸮有革音之期，阐提获自拔之路。”关于“阐提成佛”的见解，谢提出的时间比竺道生还早。此时《泥洹经》，尚未译出。此“微言”无疑，直接来自法显。此谓(d)“微言”对“阐提获自拔之路”。
5.谢《铭》又云：“法显道人，至自祗洹，具说佛影偏为灵奇，幽岩嵌壁，若有存形，容仪端庄，相好具足，莫知始终，常自湛然”。关于“佛影”的记载，谢的字数超过《佛国记》原文，而且更生动更传神。若非亲自聆听法显演说，实难写得出来。此可谓(e)“像法”与“佛影”之对。
以上五项理由，实有七事，足以说明谢见过法显。先生认为未见，可谓失察矣。“庐山法师，闻风而悦”，很容易被误读。引用文学家的文字，需要慎重。先生谓，法显登庐山，且以此为史料和证据。所以说，是不能成立的。
慧远义熙八年“立台拟像”时，法显尚未归国。九年七月，法显登陆崂山。同年九月，慧远撰《万佛影铭并序》。法显归国与慧远制铭，两者相距49天。此间，法显从崂山赶赴庐山断无可能。何况，青州刺史又“请法显一冬一夏”。义熙十二年夏安居末，谢参加迎接法显的建康法会，又将“佛影”（像法）这一具体的信息传来。慧远“闻风而悦”，因为汉地佛影（拟像或像法）工程告竣，《铭》文刊刻也已完工。谢“负才傲俗，少所推崇”，传说入“社”被拒。但因“佛影”之故，慧远非常高兴，于是派遣弟子来建康致谢，并邀谢作赋。
先生《再论法显归国初期的经历》(12)一文，在会议诸多论文中，被香港凤凰网公开率先转载，其关注度和重要性可见一斑。在这次会上，先生坚持己见，为自己的观点做一一的辩解。但笔者认为，先生的理论牵强、结论有误。是故，提出与先生再次商榷。
注 释
(1)慧皎《高僧传》卷六《晋庐山释慧远》
(2)慧远《万佛影铭并序》
(3)徐文明《法显归国后的一段经历》，原载《东晋求法高僧法显和<佛国记>》第124页。
(4)徐文明《再论法显归国初期的经历》，原载《纪念法显西行取经海归1600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第72页
(5)慧皎《高僧传》卷二《晋京师道场寺佛驮跋陀罗》
(6)慧皎《高僧传》卷七《晋京师道场寺慧观》
(7)同(4)《纪念法显西行取经海归1600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第73页
(8)慧皎《高僧传》卷二《晋长安佛陀耶舍》
(9)李勤合《陈舜俞<庐山记>版本述略》，原载《图书馆杂志》2010年第10期
(10)李剑锋《从接受的角度蠡测陶渊明与慧远之关系》，原载《九江师专学报》2003年04期
(11)沈约《宋书》卷六十七之《谢灵运传论》
(12)凤凰网，先生论文标题是《关于法显归国后经历的几点质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