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解经立场上的坚持──由连类外书到内典法数正解

综上述道安及慧远师徒对「格义」的态度，慧远与道安已稍有不同。道安自公元349年在飞龙山与僧光一席谈话后，其坚持「附文求旨，义不远宗，言不乖实」的解经态度，始终未有改易。但自慧远，中国义学僧开始试图不假求于外书，而自就佛学义理内在的疑思，展现其特有佛学理论，阐发属于中国佛学所特有的思想特质。而其不废俗书的教学，可谓融贯《十诵律》所特有的不废俗书义理，才能摄服攻难的外道。[10]其不废俗书，在印度本来是在于收服外道义理的方便上所采取的策略，到了中国，这个策略也同样的被运用了，只不过，慧远同时的六家七宗，完全地采用外书之学来诠释佛理，在本质上已被「同化」。而慧远并不如此，所以，当他以佛理说解般若实相义时，并未被时人所理解，直到他以「连类」为方便的手段时，惑者乃豁然而解。这里的「连类」，只不过是比喻而已，并不是指等同，换言之，A 只是很像 B 而已，但并不是 B。听闻的人，是得到具体的比喻，于是觉得自己已经明白了。不过，这惑者豁然而解的，真的是慧远所要告诉众人的实相义吗？是很耐人寻味的。

事实上，慧远的「连类」策略，只用于接引教外的世俗大众，或是教内的初学者，若观之于慧远与教内高僧罗什的对话，即可以发现，慧远所用尽为正统之内典用语。慧远在初闻罗什入关时所作通好之书信中，盛赞罗什的入华是「栴檀移植」，「摩尼吐曜」，又说罗什在长安弘法 「令法轮不停轸于八正之路，三宝不辍音于将尽之期，则满愿不专美于绝代，龙树岂独善于前踪！」[11]书信中尽是佛法用语、典故，接下来两人切磋佛法的书信中，更全然是精确的内典用语，[12]看不到「连类」之词；而其所讨论的问题，也广及各派，深及各种异说。已非浅薄的「格义」文字或义理的比附可言。

因此，为了宣教，吸引更多人来了解佛教，道安师徒这不得已的方便举措，背后曲折的苦心是否能为时人所领会，虽已无法得知，但这一方便，也是时人踏出离开依赖外典解佛理必要的第一步。由尽可能地不以外典解经，不得已时才引外典「连类」，到达最后完全以佛教名相来解释佛理，这之间的路途虽远，但却是必要的过渡期。而道安期以佛教名相研究佛理的理想，即表现在其重视整理诠解名相的毗昙学上。这一点，后来在慧远的倾向知识论兴趣的分析性格中，得到相应的符契。也为天竺说一切有部义学僧伽提婆来到中土后，受慧远之请在庐山译出有部毗昙而大获弘扬，预先埋藏下了种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