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本文从人学的角度探讨慧远大师“因果报应论”和“神不灭论”的人学意蕴，指出其核心就是要解决人的终极关怀问题，因而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
关键词：慧远  因果报应论   神不灭论  人学意蕴
    慧远（公元334—416年），俗姓贾，雁门楼烦（今山西代县）人。东晋名僧。出身于仕宦家庭，家境优裕。十三岁时随舅舅令狐氏游学河南许昌、洛阳，大量阅读儒家、道家的典籍，“少为诸生，博综六经，尤善《庄》、《老》。”[①]二十一岁出家，师从名僧道安。“后闻安讲般若经，豁然而悟，乃叹曰：‘儒道九流，皆糠秕耳。’便与弟慧持，投簪落彩，委命受业。”[②]中年时入庐山，住东林寺传法，弟子甚众。其佛教思想属般若学的本无派，并善引老庄思想入佛。在佛教理论上，主要发挥轮回、报应及神不灭论。他在宣扬大乘般若学同时，还提倡小乘禅法数之学。其佛教信仰坚笃，与雷次宗、刘遗民、宗炳等文人名士“于精舍无量寿像前，建斋立誓，共期西方。”[③]成为后来净士宗的先驱。其著作主要有：《沙门不敬王者论》、《三报论》、《明报应论》、《阿毗昙心序》等。
    然而，在东晋南北朝佛教史上，围绕慧远的“因果报应论”和“神不灭论”，曾展开了多次激烈辩论。这些辩论，一方面反映了佛教思想与中国本土文化的尖锐矛盾和冲突；另一方面，也体现了二者在冲突矛盾中，寻求会通与融合。从人学角度观察和探讨这些辩论中所涉及的内容，可以看出，其就是要解决人对现世的关切和终极关怀问题，因而具有深刻的人学意蕴。
    一、因果报应论及其人学意蕴
    在佛教传入中国之前，报应思想已在中国流行。但它只是以中国本土的思想形式，强调道德行为与人生命运的关系。与佛教的因果报应论相比，显得粗俗浅显。《易传》说：“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这种直接把人的行为善恶和人的遭遇联系起来的报应思想，既没有详细的理论说明，也没有系统的理论论证。即使是相对完善的《太平经》中的“承负说”[④]，也与慧远的因果报应论要逊色许多。慧远大师依据佛教的报应理论，结合中国原有的报应思想，建立起一套完整精致的业报轮回学说，在中国长期的封建社会中发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他认为人们在现实生活中，只要“作业”，便会形成一种“业力”。这种业力，无论是行为、意念或语言，都会在不同程度上表现为善或表现为恶。只要有善或恶的表现，哪怕是潜在的，都将引起一种结果，这种结果即“果报”。也就是说，“业”是因，“报”是果，只要有“业”，就会有“报”，从而形成人生不同遭遇或不同命运的因果链条。在这个因果链条中，只要果报未应，其因便永远存在，直到果报应验，其因方能消失。旧“因”因果报应验而消失，但新的“因”又同时产生，于是又酝酿着新的果报。这种因果报应是任何人都不能避免的。在中国原有的文化中，多讲一世因果，这样就不能回答和解释为什么现实生活中善人遭祸、恶人得福的原因。慧远提出“三报论”就回答了这个问题。他说：“经说业有三报：一曰现报，二曰生报，三曰后报。现报者，善恶始于此身，即此身受。生报者，来生便受。后报者，或经二生三生，百生千生，然后乃受。受之无主，必由于心；心无定司，感事而应。应有迟速，故报有行后；先后虽异，咸随遇而为对；对有强弱，故轻重不同，斯乃自然之赏罚，三报之大略也。”[⑤]这是慧远“三报论”的精髓，也是其报应思想的基本内容。可大致分为三个层次来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