慧远（公元334年——416年）是东晋中后期继道安以后中国佛教的重要领袖。作为当时的佛教领袖，慧远面临着种种严峻的挑战。首先，东晋时南北对立，统治集团内部争权夺利，互相攻杀，政治形势险峻，各类政治人物对慧远或奉承、拉拢，或施压、威胁。如何应对，成为决定慧远佛教生命的尖锐政治问题。其次，随着佛教在中国的发展，佛教的学说、制度和生活规则与中国固有的儒道学说、礼制和生活方式的矛盾日益凸现出来，并引发出王朝官员、士大夫的质疑、问难，急需佛教界对此作出回应。复次，随着僧人增多，良莠不齐在所难免，有的热衷势利，有的竞相豪华。僧人如何修持，僧团如何建设，即如何加强佛教自身建设，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再次，佛教来自印度，如何结合中国国情，适应中国人的“根性”进行有效的传播，也有待继续探索、不断完善。可以说，这些都是当时摆在慧远面前，需要他去解决的历史性任务。

    “使道流东国，其在远乎！”道安慧眼识珠，对弟子慧远承负在中国弘扬佛道的重任，满怀信任和期待，认为佛法在中土，将会因慧远而得到更好的弘传。史载，慧远“既入乎道，厉然不群。常欲总摄纲维，以大法为己任。”他审时度势，因地制宜，时时处处眷顾佛教文化的本土处境，以使佛教切合中国的实况和人们的需要；他大胆开拓，勇于创新，以佛教中国化的运思和举措，回应了时代对佛教的挑战，有力地推进了中国佛教的发展。

    概括地说，慧远在佛教中国化的进程中，主要进行了以下六个方面极具创新意义的探索。

   一、出家沙门与国家政治
    慧远身居庐山，迹不入俗，但并未完全断绝与各种政治势力，尤其是上层政治人士的交往。与慧远交往的上层政界人士大致有三类：一是帝王，如晋安帝、北方姚秦君主；二是王朝大臣，如辅国将军、太尉、刺史、司徒等；三是起义领袖如卢循等。在这些人中，有人为慧远修建寺庙或布施供养，慧远会欣然接受，有人上山，慧远也以礼相待。至于涉及政治性的交往，慧远则针对不同对象、不同情境，分别做出灵活应对，巧妙周旋。其方式有四：一是从不下山会见帝王、官吏。晋安帝声讨太尉桓玄，自江陵回京师，途经九江，辅国将军何无忌劝慧远下山候迎。慧远称疾不行，后安帝遣使慰劳，慧远修书答谢。二是不谈政治问题。桓玄征伐荆州刺史殷仲堪，军经庐山，要慧远下山相见，慧远称病。桓玄上山，问及对征讨的看法，慧远缄口不答。三是对不同政治身份的人不作区别取舍。卢循占据九江后，上山会见慧远。慧远与卢循父亲曾是同学，遂给予热情接待。有人进谏，说卢循是“国寇”，接待他会引起王朝的怀疑。慧远说：“我佛法中情无取舍，岂不为识者所察，此不足惧。”慧远的说法后来得到讨伐卢循、取代晋王朝的宋武帝刘裕的肯定，表现了慧远卓越的政治判断力。四是不为封官所动。“玄后以震主之威，苦相延致，乃贻书骋说，劝令登仕。远答辞坚正，确乎不拔，志踰丹石，终莫能逥。”慧远拒绝了桓玄的召请。

    慧远一方面以世间常情习惯，另一方面更以佛教超越世间的出世法，来处理佛教与政治的关系，对政治人物不亲不疏，对政治问题不闻不问，对政治权力不尊不卑。这种对政治的不即不离的态度，为佛教适应中国的复杂社会政治环境与维护自身的存在和发展，提供了有力的保障。
 
    二、佛教律仪与世俗礼制
    按照佛教制度，出家僧人不敬拜包括皇帝、父母在内的所有在家人；在衣着上，出家僧人必须身着袈裟，偏袒右肩。东晋时一些官员、士人对这些佛教律仪强烈不满。王朝重臣庾冰、桓玄和何无忌等人分别撰文对沙门不敬王者或沙门袒服表示异议，提出质疑。对于这些涉及佛教礼仪、服饰、生活制度，佛教徒与王者的关系，以及佛教徒的形象等一系列问题，慧远特撰《沙门不敬王者论》（五篇）和《沙门袒服论》，表明佛教的原则立场。
    
   慧远把佛教徒分为二类：一类是“在家奉法”的居士，他们是在家信佛弘教，应当遵守社会伦理道德，敬拜王者，服装也与世人相同；一类是“方外之宾”，即出家沙门。他们立志追求出世解脱，不顺从世俗教化，与世俗礼教有所不同。慧远力主沙门不敬王者，以维护僧人的独立宗教生活和佛教在社会中的独立自主地位。

   慧远并不否定王者的教化作用，并认为佛教沙门救度众生与王者教化百姓在本质上是一致的，强调沙门有“协契皇极，在宥生民”的社会功能，是有利于辅佐帝王治化的。
沙门礼敬王者等问题，在东晋时代是一个重大社会问题，慧远以中国的“和而不同”思维方式，吸纳佛教的理念，强调佛教与传统礼教的根本一致性，构成为尔后中国佛教遵循的基本信条。

   三、僧人整肃与社会协调
    慧远不赞成沙门礼拜王者的主张，但同意桓玄沙汰僧众的命令。桓玄由沙门礼拜王者问题进而提出整肃僧众的主张：“俄而玄欲沙汰众僧，教僚属曰：沙门有能申述经诰，畅说义理；或禁行修整，足以宣寄大化，其有违于此者，悉皆罢遣。唯庐山道德所居，不在搜简之例。”桓玄从社会政治和社会发展的角度提出沙汰众僧的理由：“京师竞其奢淫，荣观纷于朝市。天府以之倾匮，名器为之秽黩。避役锺于百里，逋逃盈于寺庙。乃至一县数千，猥成屯落。邑聚游食之群，境积不羁之众，其所以伤治害政，尘滓佛教，固已彼此俱弊，实污风轨矣。”认为佛教的失控与混乱，既伤害了社会政治，也败坏了佛教形象，污染了民风民俗，必须把混迹于佛门的秽杂之徒清除出去。

   事实上，慧远对当时佛门的腐败、堕落也深感不满，他在《与桓太尉论料简沙门书》中说：“佛教陵迟，秽杂日久。每一寻思，慨愤盈怀。常恐运出非意，混然沦湑。此所以夙宵叹惧，忘寝与食者也。见檀越澄清诸道人教，实应其本心。夫泾以渭分，则清浊殊流；枉以直正，则不仁自远。推此而言，符命既行，必二理斯得。然后令饰伪取容者，自绝于假通之路，信道怀真者，无复有负俗之嫌。如此，则道世交兴，三宝复隆于兹矣。”慧远赞成桓玄沙汰僧人，消除佛门乱象，但同时建议桓玄对沙门要分清良莠，区别对待。

   慧远说：“经教所开，凡有三科：一者禅思入微，二者讽味遗典，三者兴建福业。三科诚异，皆以律行为本。”认为佛教徒及其活动有三类，而其根本是恪守戒律。慧远提出合格佛教徒的标准，不仅为沙汰僧人提供了尺度，也为僧人队伍的自身素质建设指明了方向。慧远重视僧众队伍的整顿和建设，不仅有助于佛教与中国社会的协调，也有利于佛教在中国正常生存与良性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