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晋，是佛教在中国蓬勃发展並生根的时代。慧远，是东晋时期佛教界的一代宗师，他於元兴元年(西元402年)率领刘遗民、周续之、宗炳、雷次宗……等居士群及僧侣百二十三人，於庐山东林般若臺精舍无量寿像前，建斋立誓，共期西方，形成一个庞大的庐山教团，也成为后世净土结社的起源。这些居士们，在当时的社会上，均颇有名声；对中国佛教思想的奠基与流传，及后世居士佛教的开展，亦有不可忽略的重要性。本论文即以参与建斋立誓的居士群为主，作一较深入之探討。
本论文共分六章，第一章绪论，简述研究动机及研究方法；第二章介绍东晋时期南方佛教发展概况，当时士人与僧徒的交往情形，及慧远之社会地位；第三章则探討庐山结社的缘起、入社之人、结社在后世的发展与影响，及传说演变所代表之意涵；第四章对追隨慧远的主要居士群之生平与思想，作一较深入之探索，以明瞭他们的思想理路及人格特质，及对当时慧远及佛教地位的影响；第五章从居士们入庐山的意涵，以他们与慧远的契合点：山水与学术，及居士们本身的隱逸性格及宗教心態等四方面作一探索；第六章结论，总结全文，並期以庐山教团居士群对生命的態度，提供现代人对生命的意义作一番新的省思。
关键词：慧远、庐山教团、结社、居士、刘遗民、周续之、雷次宗、宗炳
一、 前言
魏晋南北朝，是一个兵荒马乱、动盪不安的时代。在战乱频仍的情形之下，百姓流离失所，生活痛苦不堪，对生活的目的、生命的意义產生困惑与怀疑，在现世的苦痛得不到拯救的状况之下，便会开始转向形而上的上天、神明祈求，所以，动乱的年代，通常也是宗教传布的契机。然而，宗教要立足，除了广大人民的信任之外，从义理上得到士人的认同与支持，才能真正生根、茁壮。
佛教从东汉传入中国之后，逐渐为中国人所接受，经三国到魏晋，藉著《老》、《庄》思想的流行，而有了蓬勃的发展，尤其到了东晋时代，可说是「揭开外来的佛教思想与中国固有思想相对立、相融合的时代序幕的重要时期。」[1]在帝王及世家大族的推崇之下，佛教迅速发展，盛况空前，几乎成了当时的国教。慧远，是在东晋的一代高僧，当时的佛教已经发展成一股很大的社会力量，由於人数眾多、良莠不齐，为日后统治者「沙汰沙门」埋下了伏笔。慧远以他坚定的信念、崇高的人格，提昇了沙门的社会地位；他的佛教理论、译经事业，更为佛教中国化奠定了深厚的基础，慧远对佛教的贡献，在歷史上早有定位。他並於元兴元年(西元402年)率领刘遗民、周续之、宗炳、雷次宗……等僧眾一百二十三人，於般若臺精舍无量寿像前，建斋立誓，共期西方，形成「中土歷史上第一个有规模、有水平的高僧与居士的结社，开创了佛教信仰实践的一种新形式」[2]，並成为后世净土结社的起源，影响深远。这些庐山教团的居士们，在当时的社会地位颇高，在佛教的发展上，也佔有一席之地。他们对於中国佛教思想的奠基与流传、后世居士佛教的开展，有著不可忽视的重要性。
然而，东晋庐山教团的居士们，在近人的研究中，似乎尚未成为注目的焦点。大多数的研究，均是以慧远为中心；[3]这些居士们的生活样態鲜少有人注意。而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居士们並非生活顛沛、无路可走的一群人，相反的，由於贤名为乡閭所称，他们曾先后多次受人引荐，主政者也多次下辟召，如果他们愿意的话，应该都会有一定程度的荣华富贵可享，但是，除了刘遗民为筹入山之资，曾经当过宜昌、柴桑二县令外，其余均不受徵召。是什么原因让这群居士们捨弃儒家传统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路，选择隱遁，选择跟在慧远身旁？这是一个很有趣的问题。
本文即以元兴元年的结社情事为主，探討结社的源流及演变，並以参与结社的居士们为骨干，探究他们的生平与思想，以了解他们所以入庐山的原因及意涵，希望能以庐山居士群的生活样態，让现代人在繁忙的生活中，於心灵活动的选择上，有更多样的考量。
二、 论文大要
本论文共分六章，第一章绪论，概论全文的研究动机、前人研究成果回顾及本文研究方法，並对论文的章节大要，有一概略性的介绍。
第二章简述东晋南方佛教发展概况，当时佛教已有相当蓬勃的发展，而帝王的支持与名士的推崇，是佛教兴盛的一大因素。东晋歷代皇帝，很多都是虔诚的佛教徒，佛教僧侣藉著帝王与世家大族的推崇，开始植根於社会最高层，僧侣在宫廷中出入频繁，甚至有干预政事之情事发生，可见僧尼受崇敬之程度。由於皇帝之崇信与支持，对佛教的发展，当然是一大助力。他们也热衷於建佛寺、支持译经等佛事，等於间接的鼓励人民出家。根据唐‧法琳的《辩正论》卷三〈十代奉佛上篇〉记载，东晋一百零四年中，合计建佛寺一千七百六十八所，译经二十七人，二百六十三部，僧尼二万四千人，亦可知佛教在东晋的风行程度。
名士与名僧则是依靠清谈之风而结合的，尤其是支遁、郗超……等人的《老》、《庄》玄学佛教，是当时佛教界思想的代表，在士人中有非常热烈的討论，这也使得南方佛教走向义理与思辨之路，成为南方佛教的一大特色。在此时的士人眼里，「隱逸」与「出家」的分別似乎並不大，在动乱的时代中，隱居不仕，归隱山林，是许多士人的选择；而僧侣们专心修行、不问世事、与世隔绝的生活型態，跟隱士们在某些方面也很类似，「隱逸」和「出家」的同质性，该是促使庐山教团居士云集的原因之一。
东晋后期，由於社会的混乱，佛教僧团日益庞杂，特別是部分尼僧与权力者的接近，更助长了佛教的颓废，於是，朝廷中「沙汰沙门」的声浪也越来越高，惟慧远庐山教团端整严肃的风格，在当时的佛教界显得超然自立、与眾不同，是当时佛教界的一股清流，吸引了一群有著同样特质的士人，为后来的庐山结社，奠定了基础。
第三章，即以庐山结社为中心，探討结社的缘起及演变。结社的起源，应从远由与近因来探討。远由可溯自慧远本身的思想本源，及其师父道安的影响。慧远因对人生意义与价值有迫切追求的渴望，因而出家；之后，又篤信因果报应，主张「形尽神不灭」之说，视世间如梦幻一场，深怵於轮迴之苦，於是乃兢兢业业，虔心修持，期能了脱生死，也为日后的结社企求弥陀净土，埋下了伏笔。另外，道安曾与僧辅、法遇、曇戒、道愿……等八人立誓往生兜率，具有共修共生的雏形，此一模式，当亦影响了慧远，埋下日后与眾人共生西方之种子。
近因则是慧远庐山道场之盛。在他费心经营东林道场十余年后，各方僧俗望风遥集，不期而至，为结社之事提供了良好的时机，为使大家互相提携、策励，努力精进，藉由共同的愿力，同登西境，慧远乃集结眾人，建斋立誓，因而促成了此一流传千古之大事。
关於慧远在庐山结社的事件，许多史料都有记载，但对於结社名称及入社之人的说法，则眾说纷紜，莫衷一是，经笔者將所见佛教经论中提到的结社名称及入社之人列表之后，发现在梁代僧佑的《出三藏记集》及慧皎的《高僧传》中，並无结社名称的出现，一直到唐朝之后，才有「莲社」、「白莲社」等名称出现。可知慧远初与眾人建斋立誓，共期西方，只是一个大规模的聚会，虽有结社之实，而无结社之名；直到唐朝，才被后人冠以「莲社」、「白莲社」、「白莲华社」、「净社」等名称。[4]且关於名称的由来，仍多所分歧，显而易见，该是后人所附会。对於入社之人，有十八贤之说，根据汤用彤、方立天、朴庵、孙昌武……等人的考证，认为大抵均是附会。[5]但综合史料，及以上诸人的说法，笔者认为刘遗民、周续之、雷次宗、宗炳、张野、张詮……等人，均有可能与慧远在阿弥陀像前，建斋立誓，共期西方。[6]不过，不管他们是否全参加了元兴元年的法会，他们都是慧远的在家弟子则是可以確定的。这些居士与慧远的交往情形，与结社对佛教及社会的影响，以及后世附会「莲社」、「十八贤」与「不入社三人」的传说，其背后所蕴藏的意涵，更值得深入探討。
所以，接下来，笔者就將结社在后世的发展与影响，作一大略性的介绍，並將后世附会莲社传说之意涵，分为前人对莲社传说的解读、「庐山十八贤」传说代表之意义、及传说中的「不入社三人」作一探討。因知从歷史来看，人常是寂寞的，尤其是文人。纵有满腔热血及高远之理想，却常是碍於现实无法实现。或不受重用而抑鬱不得志，以致落落寡欢，满腹经纶终只是沦为空谈；或无法適应官场文化，在人格不愿被扭曲的情况之下，只好高唱「不如归去」。在混浊的人世中，慧远却是一股清流，一个能坚持人格与理想的典范。於是，他便成为文人精神上的追求与寄託。对僧人来说，慧远弘扬佛法，將佛教成功奠基於社会高层，並使佛教徒取得崇高之地位，更是眾多僧人孺慕之对象。「传说」，便是在这样的背景中，慢慢传衍开来。依结社与传说的內容，归纳成七项代表意义：
一、 慧远大力提倡弥陀信仰，传说的流传与推广，也正代表净土信仰在社会中的流行与普及。
二、 慧远结社，与会者多是高知识份子，开创了文人与佛教结合之先河，开闢了文人佛教的新形式，为居士佛教提供了发展的契机。
三、 「修行」本是个人私密之事，其成就视个人发心努力与因缘造化而定。慧远与眾人建斋立誓，共期西方，使修行不再只是个人单打独斗的样况，开启了佛教徒与居士们同生共修之风气。
四、 慧远崇高之人格，几近完美，成为僧侣与文人共同崇拜与追求的標的。与眾多名人结合，如谢灵运、陶渊明、陆修静……等，显现出慧远之地位。尤其是康乐欲入社，而远以其心杂止之，更是抬高慧远身价，让眾人的歌颂显得更有价值与意义。
五、 传说与慧远交游的人士中，范宁是儒生，陶渊明带有道家色彩，陆脩静则是道教中人，与慧远本身的佛教弟子身分，正好是代表儒、释、道三家的融合。
六、 庐山结社，因为眾多文人的参与，使得此社团的文艺性大大提高，成为眾多文人嚮往的对象。欧阳光甚至认为，由於慧远建立莲社，「其名称及立盟结社之组织形式，显然对后世诗社有著启发和影响，將其视为后世诗社源头之一，似乎並不为过。」[7]可知庐山结社，在艺文界也有一定的影响力。
七、 十八贤结社，是一种理想的结合，与会者均是儒界与僧界的一时之选，或人格高尚、不慕荣利，或修道有成、足为楷模，代表文人与僧人一种生命中的想望与追求，一种心灵上的仰慕与寄託，为他们创造出精神上的桃花源。
慧远在佛教史上的地位早有定论，无庸置疑。但他在般若臺精舍阿弥陀像前，率领眾人建斋立誓、共期西方之举，对於文人与社会的影响，更是深远。后世净土结社之风流，居士佛教之盛行，慧远是佔了举足轻重的地位的。传说的开展与流传，更是为此做了最好的见证。
第四章，就分別介绍追隨慧远之主要居士的生平与思想。首先介绍居士之定义，从中国传统居士的定义，原指不营世事、澹於荣利、谦恭自得的贤能隱居之士；到佛教传入中国后，便专指「信奉佛教之在家有道之士」。依此定义，以参与元兴元年在阿弥陀像前建斋立誓法会的居士们为本，即刘遗民、周续之、宗炳、雷次宗、张野、张詮……等人，分別介绍探討其生平与思想，以明其思想本源。可以发现，他们的佛教思想，均是承袭慧远而来。慧远深信因果轮迴，认为在肉身毁坏之后，仍有一不坏之主体─「神」，来承载轮迴之果报。形、神是二元的，故「物化而不灭」、「数尽而不穷」。「神」是轮迴的主体，是不会消灭的，眾生若不觉悟，则將承载著果报，生生世世在六道中流转不已。眾居士们对此因果报应理论深信不疑，宗炳且又承此加以发挥，撰〈明佛论〉阐述他的佛教思想。对於世事之无常，因果报应之积累纠葛，深感不安，这正是他们祈愿共生西方的主要原因。由居士们之生平与思想，可发现他们除了倾心佛理之外，並有一些共同的特点：(一)、重视孝道；(二)、儒、道、佛兼修；(三)、具备隱士性格；(四)、不受徵召。这些居士们，都是在晋、宋之际的知识份子，他们博览眾书，对儒、道多所涉猎，以六朝评比人物的標准来看，几乎均可谓是通才，在当时颇有声望。这几项特点，恰好与慧远所具备的特质一致，这该也是他们能互相契合的原因之一。他们隱遁於佛教思想当中，居於慧远门下，或专心修行，或精研佛典，为发扬慧远思想与捍卫佛教地位不遗余力。这不但使得慧远名望更为提高，佛教在朝野之间的地位也更形巩固了。
第五章则就居士们入庐山的意涵加以探討。他们与慧远对山水有共同的雅好，因山水而结合，是居士们入庐山代表之意涵一也。眾居士们皆精通儒、道，学问渊博，而又折服於慧远之博通內典、外典，使庐山成为当时之学术重镇，意涵二也。除此之外，居士们本身的隱逸性格及宗教心態，也是他们入庐山的因素。本章即就这四项要点，分別敘述之。
也就是说，庐山教团的居士们，因与慧远有共同的山水雅好，心灵互相契合；又对慧远高尚的人格、严谨的行为、广博的学问深深折服；再加上居士们本身恬淡自然、不慕荣利的隱逸性格，及忧惧三世轮迴果报，追求灵性超越、企求生命有所安置的宗教心態，而上庐山追隨慧远。他们为了个人心中的理想，也为佛教的存亡与发展而努力著。
事实上，在个人主义抬头的年代，追求个人生命的完整，是文人们嚮往的一个境界。所以，他们遁世的理由，不见得完全是出自对政治的抗议，诚如戴安道所云：「山林之客，非徒逃人患、避爭斗，谅所以翼顺资和，涤除心机，容养淳淑而自適者耳！」[8]他们期望摆脱俗世牵绊，追求心灵自由，逍遥於天地之际。但在任性自得的景况中，却又觉得心灵深处有所欠缺，虽逍遥自在，却又有些失落，那是一种对生命价值与归处的迷惑，「佛理」的深邃与「佛教」的神秘，在某些程度上给了答案与寄託，让文人们有了安身立命的踏实感。憨山德清在《梦游集》曾说：「从上古出家本为生死大事，即佛祖出世，亦特为开示此事而已，非於生死外別有佛法，非於佛法外別有生死。所谓迷之则生死始，悟之则轮迴息。……」傅伟勋认为此亦即释迦以来「无常迅速，生死事大」的佛教终极关怀所在，亦是整个中国大乘佛学的根本义諦。[9]所以如刘遗民，起初可能因生性恬適，爱好自然，「值庐山灵邃，足以往而不反。」只是纯粹喜欢庐山之灵秀幽静。直到「遇沙门释慧远，可以服膺，丁母忧去职入山，遂有终焉之志。」除了心折於慧远之人格之外，佛理之精妙与对生死问题的解答，才是他在庐山终其一生的主要原因，这也该是庐山教团的居士们，所以入庐山的重要因素吧。
三、 结论
魏晋南北朝，是一个动乱的时代。「魏晋之际，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一句「少有全者」，道尽了士人心中的惶恐与无奈。一般老百姓在生活困顿、流离失所的情况之下，看不到人生的希望；士人们在这样风雨如晦的时代里，也有朝不保夕的性命之忧。在对生活方式、人生价值產生怀疑的情况之下，人们开始思索生命的意义，祈求救赎之道，这正是宗教传布的契机。於是，佛教藉著神异之术，取得帝王及广大人民的信任；[10]並以独特於中国思想的三世因果报应之说，说服了人民安於现世的苦难，以待来世。到了东晋，更依靠清谈的流行，全面的打进帝王、士族的生活之中，於是，在上层阶级的支持与推动之下，佛教蓬勃发展，盛况空前，几乎成了当时的国教。
慧远，依恃著佛教的风行，在地方官吏的帮忙下，顺利的在庐山成立了东林寺道场。他並以对佛教信仰的坚定信念，及本身高尚的人格、崇高的道德、广博的学问，取得统治者的信任，吸引了眾多僧俗的追隨，使庐山儼然成为当时之佛教圣地，天下靡然从之。
事实上，佛教要生根，除了以神异取得广大人民之信服外，更要在理论上吸引知识份子，使其认同，方有助於提昇佛教地位。居士的参与、增多，正是佛教在中国立足、生根的契机。慧远应也认识到了这一点，所以，他与士人们的交往，一直都是很频繁的。慧远於东晋安帝元兴元年的结社之举，由於参加的居士们，在当时社会上，都具有崇高的名声，学识、涵养均丰，因而，此举便受到后代文人的注意与推崇，並起而效仿之，且以之为净土结社的起源，將慧远尊称为净土宗的初祖。虽然，慧远的净土信仰，与后世「口称念佛」的净土信仰不同，但亦可看出慧远此举的重要性，影响亦颇深远，使得庐山结社具有时代性的標竿意义。本文从庐山结社的缘起、经过情形，及后代之流变，作一有系统之论述，因知无论时代如何变迁，中国文人始终在追寻心中理想之净土，这也是结社传说发展的重要原因。
庐山教团的居士们，均为当代一时之选。在当时，他们不仅以孝著称，为中国传统儒家重视孝道的典范。且儒、道、佛兼修，对於三家学说都有一定的造诣。他们在当时的名望颇高，但均不受徵召。虽则如此，凭著崇高的名声与学问的渊博，他们在朝廷中仍有一定的影响力，如此，对於巩固慧远的名声与地位，维护佛教的发展，有相当的助力。为了追求生命的真諦，居士们用心研习佛教思想。或专心修行，谢绝外务；或深研佛理，对发扬慧远思想，捍卫佛教地位，不遗余力。他们在中国佛教的开展史上，是佔有一席之地的。
值得注意的是，庐山教团的居士们，本身亦为隱逸之士。隱逸之风，在东晋是颇盛行的。在当时混乱的政局之下，有志节的士人多以隱逸来保全自己的人格与性命。隱逸不仕，是他们共同的选择，但隱逸的方式，则各有不同。至於走向何种隱逸之路，就牵涉到个人对生命的价值观，与其对宗教所抱持的心態了。陶渊明是不信宗教的。他崇尚自然，任性自適，认为人与天地万物一样，都是自然的一部份，生则生，死则死矣，没有什么好忧虑的。所以，他虽然与庐山教团的居士们：刘遗民、周续之、张野……等人相交游，却未受到他们的影响，不愿进入佛门，寻求宗教信仰的寄託。能够把生命等同於自然，无所罣碍，这的確是一种了不起的洒脱。
然而，如果换一个角度想，他不相信人生而有神，不相信有来世，认为人死之后，尘归尘，土归土，还原於自然，如此对生命没有牵绊，是不是也是另一种对生命的绝望与放弃？如此，便可只求当下的閒適自在，「应尽便须尽，无復独多虑」了。
很明显的，刘遗民、宗炳……等居士们，对生命的意义有不同的看法。他们都篤信慧远所主张的「形尽神不灭」之说，对於三世因果报应深感忧惧，不愿生生世世流转在这幻化的世界中，期能跳出轮迴，解脱生死。且如刘义庆的《宣验记》所载，刘遗民的修行是有著可感应的成果的。这种宗教的神秘经验，当会更加坚定他们修持的信心；而且，佛教思想中许多外乎理性的知识，也有著安慰心灵的功能。更重要的是，慧远，他的人格与学识，受到居士们的崇拜，他的言行，几乎是代表完美的典范。一个在居士们的心目中，地位如此崇高的僧侣，对於因果报应尚且深怵於心，兢兢业业虔心修行，於是，居士们当更义无反顾，为追寻他们心目中的真理而努力著。
歷史，就像一面镜子，可以让我们照见自己所看不见的部分。在现今科学发达，资讯发展一日千里的时代，许多对生命的价值观都在改变。然而，在瞬息万变的时代中，是不是仍该有一些不变的部分？物质生活虽然充裕满足，人的心灵却反而空虚了。短短的一生中，什么才是我们真正该追求的？是外在的名利，还是內心的安適？庐山教团的居士们对生命的省思，也值得让我们好好的想一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