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显与庐山慧远——以《法显传》为中心
来源: 《佛学研究》 2011年0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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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李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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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 2018-06-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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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晋时，平阳（今山西临汾）沙门法显从长安（今陕西西安）出发远游天竺，历经万险，不惜身命，携经而归，此壮举在中国佛教史上亦应占有一席重要地位。法显回国后，“竹帛疏其所经历，欲令贤者同其闻见”，自记游历天竺之经过，即今之《法显传》。《法显传》之重要性不仅在于它是一部佛教徒的自传，更在于它忠实地记载了一千多年前中亚、南亚、东南亚的历史、地理、宗教情况，其史料价值之大无庸置疑。故从它成书不久，就引起了学者们的注意。较早引用《法显传》的学者是鄜道元。《水经·河水注》中多处引用《法显传》，而此二书成书时间之距不过百年。史称“道元好学历览奇书”(1)，可见《法显传》从成书后，即受到人们的重视。后世的中外诸大家都对它产生极大兴趣，亦有多家校注(2)。而《法显传》是一部流传时间长，版本复杂，内容广泛的书，涉及中西地理、历史、宗教、语言诸方面的问题，研究难度可想而知。因此《法显传》研究虽然已相当丰富，但尚有许多疑难问题，悬而未决。例如法显归国之时间，法显与庐山之关系等。本文即以此为中心，提出自己的看法，以供进一步讨论。
一、问题的提出
《法显传》文末有一段跋，讲述法显回国后，“晋义熙十二年，岁在寿星，夏安居末，迎法显道人。既至，留共冬斋。因讲集之际，重问游历。”其中“迎法显道人”一句，各种版本均未有迎法显者，仅日本镰仓初期的一个写本作“慧远迎法显道人”，而章巽即以此为据，补作“慧远迎法显道人”(3)。
法显当日携经像回国，于佛教界影响较大。慧远虽“影不出山，迹不入俗”，但他一直关注当时佛教发展及佛学流向，确有可能将法显迎至庐山。并且慧远与同在道场寺译经的觉贤（即佛驮跋陀罗）关系密切(4)。但是细究此事，还是有不少疑问的。首先日本镰仓时期之写本，于其它版本相比，并不是一个更早之本。而且所有版本之中，独此本有“慧远”二字，即据此而改，过于草率。其次，迎法显时，值义熙十二年（416）夏安居末，即至少是八月之事。而关于慧远卒年，有义熙十二年八月六日及义熙十三年（417）八月六日之说，如果慧远于义熙十二年八月六日即死，那么迎法显之人就不大会是慧远。因此，在讨论这个问题之前，有必要先弄清慧远的卒年。
二、有关慧远卒年
有关慧远的卒年，学界多数根据《高僧传》、《出三藏记集》等记载，认为慧远卒于义熙十二年（416）八月六日，得年八十三，几本佛学辞典，例如《佛光大词典》、《中华佛教百科全书》都执此说。也有不同看法：汤用彤以《广弘明集》载谢灵运《远法师诔》，慧远卒于义熙十三年（417），年八十四，故云“二说末知孰是”(5)。许理和倾向于卒于义熙十三年（417）(6)。而近年罗国威从《佛祖统纪》中找到一篇谢灵运佚文《庐山法师碑》，此碑记载慧远“春秋八十三”，故认为慧远确卒于义熙十二年(7)。谢灵运《庐山法师碑》作于元熙二年（420），此碑并不是最早之碑，故其说服力并不强。而《庐山记》中有几条重要线索，前人未揭，但更可说明问题。为方便叙述，将各种材料罗列如下：
《世说新语》“殷荆州曾问远公”条，引张野《远法师铭》，谓“年八十三而终”。
《广弘明集》卷二三载谢灵运《庐山慧远法师诔》谓：“春秋八十有四，义熙十三年秋八月六日薨。”(8)
《佛祖统纪》卷二六载谢灵运《庐山法师碑》叙“春秋八十三”(9)。
《出三藏记集》卷一五《慧远法师传第三》云：“义熙末卒于庐山精舍，春秋八十有三。”
《高僧传》卷三《慧远传》记载：“以晋义熙十二年八月初动散。至六日困笃春秋·八十三矣。”
《庐山记》卷三《社主慧远法师传》载：“晋义熙十二年岁次丙辰八月初六日顺寂，春秋八十三。”(10)
《庐山记》卷一谓：“远公初谥辩觉，升元三年，谥正觉大师。兴国三年，谥圆悟大师，仍名其坟曰凝寂之塔。塔在二林之间。其旁二杉：一在高处，围二十七尺；一稍在下，围二十尺。远公以晋义熙十二年卒，葬此山。”(11)
对以上材料分析如下：
第一，谢灵运《庐山法师碑》
《佛祖统纪》所载谢灵运《庐山法师碑》作于元熙二年（420）二月，此碑必不是僧传所载“谢灵运为造碑文，铭其遗德”(12)之碑，而是其后重立之碑。而谢灵运为慧远所作之“铭”，依赖宋人，我们尚能睹其真面目。笔者自续藏经中，检索到了此篇铭文。
第二，张野《远法师铭（序）》。
张野作《铭》，《出三藏记集》及《高僧传》并不载其事。而宋志磐《佛祖统纪》有记载：“谢灵运立碑以铭遗德，张野作序自称门人。”(13)是故，《世说新语》所引乃张野所作《序》也，而非铭。张野卒于义熙十四年（418）(14)，故张野之《序》不应晚于义熙十四年，此据慧远死去仅二三年，较为可靠。
第三，《庐山记》中所叙慧远卒年。
陈舜俞《庐山记》卷五云：“《慧远法师碑铭》谢灵运撰，张野序(无立名年月)(15)”。故此碑正是最早所立之碑。
陈舜俞，字令举，湖州乌程人，《宋史》卷三三一有传。《庐山记》书前有李常《序》，其《序》云：熙宁五年，嘉禾陈令举舜俞谪官山前。酷嗜游览。以六十日之力，尽南北高深之胜。昼行山间，援毫折简，旁钞四诘，小大弗择。夜则发书攻之·碑刻诗什，莫不毕载。(16)
由此可知，《庐山记》是北宋陈舜俞被贬官，而亲上庐山，经六十日，遍寻金石碑刻而成。此书四库馆臣赞曰：“北宋地志传世者稀，此书考据精核，尤非后来庐山纪胜诸书所及。”(是故，《慧远法师碑铭》定其所亲见，所言“晋义熙十二年岁次丙辰八月初六日顺寂。春秋八十三。”必不谬也。
又《法显传》文末之跋语，谓“晋义熙十二年矣，岁在寿星。夏安居末迎法显道人。既至，留共冬斋。因讲集之余重问游历。”如果是慧远迎法显，应上庐山。而“既至，留共冬斋。因讲集之余重问游历。”一句来看，似在道场寺过冬译经。再次，若是慧远所迎，作跋语之人必为慧远弟子，怎可以直呼老师之名讳？此显然为后人所增入。
三、有关法显回国之年
《法显传》中“慧远迎法显”一事，虽为后人所窜入。然法显归国后的确造访过庐山。何以知之？慧远曾于义熙八年（412）五月建佛影台，并亲作《佛影铭》。其文曰：
遇西域沙门，辄餐游方之说。故知有佛影，而传者尚未晓然。及在此山，值罽宾禅师、南国律学道士，与昔闻既同。并是其人游历所经，因其详问，乃多先征。然后验神道无方，触像而寄，百虑所会，非一时之感。(17)
从此段记述，可知慧远建佛影台正是在庐山上与“罽宾禅师、南国律学道士”交谈，“并是其人游历所经，因其详问”，故建佛影台。罽宾禅师，许理和等认为是指佛驮跋陀。(18)对于“南国律学道人”是指谁，许理和则说：“这位律师究竟是何人，现已不可知；但不可能是法显，他于公元413年才回来，也未听过他曾拜访庐山。”而谢灵运留下一篇《佛影铭序》，其《序》曰：
法显道人至自祇洹，具说佛影。偏为灵奇，幽岩嵁壁，若有存形。容仪端庄，相好具足。莫知始终，常自湛然。庐山法师闻风而悦。于是随喜幽室，即考空岩。北枕峻岭，南映彪涧。摹拟遗量，寄托青采。岂唯象形也笃，故亦传心者极矣。道秉道人远宣意旨，命余制铭，以充刊刻。
慧远自作《佛影铭》，又派弟子道秉“远宣意旨”，谢灵运应命而作《序》，并于次年九月刻之于石(19)。从谢灵运的《序》，我们知道“具说佛影”的正是法显道人。(20)《法显传》记载，法显至那竭国，“有石室，搏山西南向，佛留影此中。”法显曾亲瞻佛影，此为事实。而慧远于义熙八年（412）五月岁在壬子建佛影台，此时，法显有没有从青州上岸？
有关法显归国时间的讨论，汤用彤等人认为是在义熙八年（412）(21)。而从《法显传》中可确知法显登岸青州是在七月(22)。如果义熙八年回国之说不谬，则慧远作台之时，法显尚在茫茫大海之中航行，此“南国律学道士”断然不会是法显。但谢灵运之《序》明明白白地说“法显道人至自祇洹，具说佛影，偏为灵奇。”两者所言必有一误。事实上，法显回归日期尚有讨论之余地。
《法显传》文末云：“法显发长安六年到中印国，停经六年，还经三年，达青州。”法显于弘始元年（399）发长安，此并为学界认可(23)，而对于回国之时间，汤用彤、岑仲勉、许理和等人均认为是义熙八年的七月。事实真的如此吗？检《法显传》，法显在印度停留的时间只有五年，非《法显传》文末所云六年。
为明辨此事，依《法显传》，将法显西行时间表列出如下：
弘始元年（399），发自长安。（应在春季）
本年（399），至干归国夏坐。
弘始二年（400），留张掖夏坐。
弘始三年（401），于摩国安居。
弘始四年（402），乌苌国夏坐。
弘始五年（403），罗夷国夏坐。
弘始六年（404），僧伽施国龙精舍夏坐。
住摩竭提国巴连弗邑三年写经。
多摩梨帝国住二年，写经及画像。
由海道回国，经师子国，住此二年。（到师子国之时是在冬初）
自师子国坐船，经九十多日到耶婆提国，在此停五个月左右，以四月十六日出发，于七月十四日之前在青州上岸。（以此推，从师子国出发之时，大约在前一年之八九月间。）
据以上材料，法显从长安出发，经六年，即六次夏坐，即到达中天竺。而法显住摩竭提国巴连弗邑三年，多摩梨帝国住二年，实在印度停留了五年，而非六年。法显到师子国时在冬初，从师子国出发时是在第三年之八九月间，知法显在此停留并非整二年，而《法显传》中云“法显住此二年”，故可知，此二年并非实数。以此推知，所谓的“法显发长安六年到中印国，停经六年，还经三年，达青州”其时间计算必不是实数，若照实数，必至多算。因此以“六年到印度，停经五年，还经三年”来算，减去重复计算的一年，法显应在义熙六年（410）七月便从青州上岸。法显到青州后，留青州一冬一夏，应于义熙七年（411）夏坐后离开青州南下(24)。故义熙八年五月之前，法显是有时间上庐山的。因此，慧远《佛影铭》中之“南国律师道人”必指法显。联系上文，日本镰仓抄本之抄书者可能也是因为看到了谢灵运《佛影铭序》，认为法显造访过庐山，故看到“晋义熙十二年，岁在寿星，夏安居末，迎法显道人。”就认为是慧远迎法显，故至错误。
四、法显与佛驮跋陀
义熙十二年夏安居末，法显受檀越之请，去了道场寺。此亦有材料可以证实。《出三藏记集》卷三云：“摩诃僧祇者，言大众也。沙门释法显游西域，于摩竭提巴连弗邑阿育王塔天王精舍写得梵本，赍还京都。以晋义熙十二年，岁次寿星，十一月，共天竺禅师佛驮跋陀于道场寺译出，至十四年二月末乃讫。”(25)是以，法显义熙十二年十一月之时已在道场寺，此与《法显传》文末之跋语亦相合。
法显在道场寺之合作者是天竺禅师佛驮跋陀。佛驮跋陀亦称佛驮跋陀罗，汉名觉贤或佛贤，传在《出三藏记集》卷十四及《高僧传》卷二。佛驮跋陀，北天竺人，与慧远关系亦相当密切。佛驮跋陀先在长安受众僧排挤，遂南下投奔庐山。《出三藏记集》记载：“先是庐山释慧远久服其风，乃遣使入关致书祈请。后闻其被斥，乃书与姚主解其摈事，欲迎出禅法。顷之，佛贤至庐山，远公相见欣然，倾盖若旧。自夏迄冬，译出禅数诸经”(26)。佛驮跋陀于义熙八年离开庐山，至荆州(27)。是知义熙七年至义熙八年之中，佛驮跋陀亦在庐山之上。故慧远《佛影铭》中的“罽宾禅师”“南国律学道士”应分别是佛驮跋陀与法显。佛驮跋陀和法显应在庐山上相识。法显去道场寺，恐怕也是佛驮跋陀之介绍。
小结
本文经过以上论述，可以得到以下结论。结论一，《法显传》中文末跋文“迎法显道人”，必不是慧远。其理由如下：第一，慧远应卒于义熙十二年（416）八月六日，《法显传》中，“迎法显道人”时为义熙十二年之夏坐末，于时间上不合。第二，如果是慧远迎法显，应在庐山“留共冬斋”。而义熙十二年十一月，法显是在道场寺译经，此已为前文所证。第三，若是慧远所迎，作跋语之人必为慧远弟子，怎可以直呼老师之名讳？此显然为后人所增入。结论二，法显回国后，曾于义熙八年前后到过庐山。此由以下可以明证：第一，义熙八年（412）五月，慧远在庐山造“佛影台”，并作《佛影铭》，并请谢灵运作《序》。从谢《序》明白地提到，具说佛影的正是法显。第二，法显归国之年不在义熙八年七月，而是在义熙六年（410）七月就已从青州上岸，于时间上是相合的。
(1)魏收：《魏书》卷89《鄜道元传》，中华书局，1976年，第1926页。
(2)岑仲勉《<佛游天竺记>考释》（是书最初由商务印书馆1934年出版，后收入氏著《中外史地考证》（外一种）下册，中华书局，2004年。），岑仲勉熟悉中西交通，对书中地名考证甚为详备。事实上，岑书仅可算是法显西行之年谱，而非一校注本。丁谦《晋释法显佛国记地理考证》、李光廷《汉西域图考》卷七《节录晋释法显佛国记》。汤用彤《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有一节《法显之行程》揭法显西游之目的、同行之人物、及道途之艰辛。（汤用彤：《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武汉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257-260页。）日足立喜六（日）《法显传考证》（何健民、张小柳译，国立编译馆，1937年。）足立氏书以北宋元丰三年（1080）福州东禅寺的刻本和北宋政和二年（1112）福州开元寺的刻本为底本，校以日本滋贺县石山寺藏写本及高丽藏本。章巽《法显传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中华书局又于2008年出版了该本的修订本。此次修订应该说未作大的改动，仅吸收了近年来的一些成果，于书后增加了十个补注）。郭鹏《佛国记注译》（长春出版社，1995年），吴玉贵《佛国记》（佛光出版社，1996年）。朱东润先生也作过一个标点本（朱东润：《八代传叙文学述论》，复旦大学出版社，2006年，218-248页）。另外有关《法显传》之研究史可参考察团王邦维：《法显与<法显传>：研究史的考察》，载《世界宗教研究》2003年第4期；吴平：《编篡〈法显传〉研究文献集成的设想》，引自互联网络：原文地址http://bbs.fjnet.com/thread-151341-1-1.html。
(3)章巽《<法显传>校注》出一注：“慧远”二字唯镰本独有，今据补。按：镰本所保留此二字甚可贵，盖由此可知迎法显入道场寺，乃出于慧远。见章巽《<法显传>校注》第180页。
(4)参见《高僧传》卷二《晋京师道场寺佛驮跋陀罗传》，中华书局，1992年，第69-73页。
(5)汤用彤：《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第230页。
(6)许理和：《佛教征服中国》，李四龙等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253页。
(7)罗国威：《新发现的谢灵运佚文及述祖德诗佚注》，《辽宁大学学报》1996年第3期。
(8)《大正藏》第52册，第267页。
(9)《大正藏》第49册，第270页。
(10)《大正藏》第51册，第1039页。
(11)《庐山记》卷一，《大正藏》第51册，第1029页。
(12)《高僧传》卷六《晋庐山释慧远》，中华书局，1992年，第222页。
(13)《佛祖统纪》卷二六，《大正藏》第49册，第263页。
(14)《佛祖统纪》卷二六，《大正藏》第49册，第268页。
(15)《大正藏》第51册，第1048页。
(16)《大正藏》第51册，第1024页。
(17)《广弘明集》卷一五，《大正藏》第52册，第198页。
(18)例如许理和说：“所谓“罽宾禅师”除了佛陀跋罗之外，不可能再是其他人。”参见许理和《佛教征服中国》，李四龙等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271页。
(19)《广弘明集》卷15载：“晋义熙八年岁在壬子五月一日，共立此台，拟像本山，因即以寄诚，虽成由人匠而功无所加。至于岁次星纪赤奋若，贞于太阴之墟，九月三日乃详捡别记。铭之于石。”《大正藏》第52册，第198页。
(20)岑仲勉认为南国律学道士或指宝云一辈，而谢灵运之作，是牵涉附会。见岑仲勉《佛游天竺记考释》，《中外史地考证（外一种）》下，第846页。此说尚须一辨。与法显同行的十一人中，只有法显、慧景、慧达、道整四人去过那揭国，亲至佛影处。其中，慧景病死于过雪山途中，道整留在天竺，而慧达从弗楼沙国返回。至于宝云至佛钵处即回国，并未亲到佛影处。
(21)汤用彤：《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第260页。
(22)《法显传》记载法显从青州上岸，得两猎人，云“明当七月十五日，欲取挑腊佛”。故其上岸时间应在七月十三、四日。
(23)可参考章巽《法显传校注》第2页。
(24)据汤用彤研究，法显南下曾在彭城滞留过。（汤用彤：《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第260页。）以此，法显南下，并非径至都城建康（今江苏南京），而是多有停留。
(25)《出三藏记集》卷三，中华书局，1995年，第119页。
(26)《出三藏记集》卷一四，第542页。
(27)《出三藏记集》卷一四记载：“以义熙八年，遂适荆州。”见第542页。
一、问题的提出
《法显传》文末有一段跋，讲述法显回国后，“晋义熙十二年，岁在寿星，夏安居末，迎法显道人。既至，留共冬斋。因讲集之际，重问游历。”其中“迎法显道人”一句，各种版本均未有迎法显者，仅日本镰仓初期的一个写本作“慧远迎法显道人”，而章巽即以此为据，补作“慧远迎法显道人”(3)。
法显当日携经像回国，于佛教界影响较大。慧远虽“影不出山，迹不入俗”，但他一直关注当时佛教发展及佛学流向，确有可能将法显迎至庐山。并且慧远与同在道场寺译经的觉贤（即佛驮跋陀罗）关系密切(4)。但是细究此事，还是有不少疑问的。首先日本镰仓时期之写本，于其它版本相比，并不是一个更早之本。而且所有版本之中，独此本有“慧远”二字，即据此而改，过于草率。其次，迎法显时，值义熙十二年（416）夏安居末，即至少是八月之事。而关于慧远卒年，有义熙十二年八月六日及义熙十三年（417）八月六日之说，如果慧远于义熙十二年八月六日即死，那么迎法显之人就不大会是慧远。因此，在讨论这个问题之前，有必要先弄清慧远的卒年。
二、有关慧远卒年
有关慧远的卒年，学界多数根据《高僧传》、《出三藏记集》等记载，认为慧远卒于义熙十二年（416）八月六日，得年八十三，几本佛学辞典，例如《佛光大词典》、《中华佛教百科全书》都执此说。也有不同看法：汤用彤以《广弘明集》载谢灵运《远法师诔》，慧远卒于义熙十三年（417），年八十四，故云“二说末知孰是”(5)。许理和倾向于卒于义熙十三年（417）(6)。而近年罗国威从《佛祖统纪》中找到一篇谢灵运佚文《庐山法师碑》，此碑记载慧远“春秋八十三”，故认为慧远确卒于义熙十二年(7)。谢灵运《庐山法师碑》作于元熙二年（420），此碑并不是最早之碑，故其说服力并不强。而《庐山记》中有几条重要线索，前人未揭，但更可说明问题。为方便叙述，将各种材料罗列如下：
《世说新语》“殷荆州曾问远公”条，引张野《远法师铭》，谓“年八十三而终”。
《广弘明集》卷二三载谢灵运《庐山慧远法师诔》谓：“春秋八十有四，义熙十三年秋八月六日薨。”(8)
《佛祖统纪》卷二六载谢灵运《庐山法师碑》叙“春秋八十三”(9)。
《出三藏记集》卷一五《慧远法师传第三》云：“义熙末卒于庐山精舍，春秋八十有三。”
《高僧传》卷三《慧远传》记载：“以晋义熙十二年八月初动散。至六日困笃春秋·八十三矣。”
《庐山记》卷三《社主慧远法师传》载：“晋义熙十二年岁次丙辰八月初六日顺寂，春秋八十三。”(10)
《庐山记》卷一谓：“远公初谥辩觉，升元三年，谥正觉大师。兴国三年，谥圆悟大师，仍名其坟曰凝寂之塔。塔在二林之间。其旁二杉：一在高处，围二十七尺；一稍在下，围二十尺。远公以晋义熙十二年卒，葬此山。”(11)
对以上材料分析如下：
第一，谢灵运《庐山法师碑》
《佛祖统纪》所载谢灵运《庐山法师碑》作于元熙二年（420）二月，此碑必不是僧传所载“谢灵运为造碑文，铭其遗德”(12)之碑，而是其后重立之碑。而谢灵运为慧远所作之“铭”，依赖宋人，我们尚能睹其真面目。笔者自续藏经中，检索到了此篇铭文。
第二，张野《远法师铭（序）》。
张野作《铭》，《出三藏记集》及《高僧传》并不载其事。而宋志磐《佛祖统纪》有记载：“谢灵运立碑以铭遗德，张野作序自称门人。”(13)是故，《世说新语》所引乃张野所作《序》也，而非铭。张野卒于义熙十四年（418）(14)，故张野之《序》不应晚于义熙十四年，此据慧远死去仅二三年，较为可靠。
第三，《庐山记》中所叙慧远卒年。
陈舜俞《庐山记》卷五云：“《慧远法师碑铭》谢灵运撰，张野序(无立名年月)(15)”。故此碑正是最早所立之碑。
陈舜俞，字令举，湖州乌程人，《宋史》卷三三一有传。《庐山记》书前有李常《序》，其《序》云：熙宁五年，嘉禾陈令举舜俞谪官山前。酷嗜游览。以六十日之力，尽南北高深之胜。昼行山间，援毫折简，旁钞四诘，小大弗择。夜则发书攻之·碑刻诗什，莫不毕载。(16)
由此可知，《庐山记》是北宋陈舜俞被贬官，而亲上庐山，经六十日，遍寻金石碑刻而成。此书四库馆臣赞曰：“北宋地志传世者稀，此书考据精核，尤非后来庐山纪胜诸书所及。”(是故，《慧远法师碑铭》定其所亲见，所言“晋义熙十二年岁次丙辰八月初六日顺寂。春秋八十三。”必不谬也。
又《法显传》文末之跋语，谓“晋义熙十二年矣，岁在寿星。夏安居末迎法显道人。既至，留共冬斋。因讲集之余重问游历。”如果是慧远迎法显，应上庐山。而“既至，留共冬斋。因讲集之余重问游历。”一句来看，似在道场寺过冬译经。再次，若是慧远所迎，作跋语之人必为慧远弟子，怎可以直呼老师之名讳？此显然为后人所增入。
三、有关法显回国之年
《法显传》中“慧远迎法显”一事，虽为后人所窜入。然法显归国后的确造访过庐山。何以知之？慧远曾于义熙八年（412）五月建佛影台，并亲作《佛影铭》。其文曰：
遇西域沙门，辄餐游方之说。故知有佛影，而传者尚未晓然。及在此山，值罽宾禅师、南国律学道士，与昔闻既同。并是其人游历所经，因其详问，乃多先征。然后验神道无方，触像而寄，百虑所会，非一时之感。(17)
从此段记述，可知慧远建佛影台正是在庐山上与“罽宾禅师、南国律学道士”交谈，“并是其人游历所经，因其详问”，故建佛影台。罽宾禅师，许理和等认为是指佛驮跋陀。(18)对于“南国律学道人”是指谁，许理和则说：“这位律师究竟是何人，现已不可知；但不可能是法显，他于公元413年才回来，也未听过他曾拜访庐山。”而谢灵运留下一篇《佛影铭序》，其《序》曰：
法显道人至自祇洹，具说佛影。偏为灵奇，幽岩嵁壁，若有存形。容仪端庄，相好具足。莫知始终，常自湛然。庐山法师闻风而悦。于是随喜幽室，即考空岩。北枕峻岭，南映彪涧。摹拟遗量，寄托青采。岂唯象形也笃，故亦传心者极矣。道秉道人远宣意旨，命余制铭，以充刊刻。
慧远自作《佛影铭》，又派弟子道秉“远宣意旨”，谢灵运应命而作《序》，并于次年九月刻之于石(19)。从谢灵运的《序》，我们知道“具说佛影”的正是法显道人。(20)《法显传》记载，法显至那竭国，“有石室，搏山西南向，佛留影此中。”法显曾亲瞻佛影，此为事实。而慧远于义熙八年（412）五月岁在壬子建佛影台，此时，法显有没有从青州上岸？
有关法显归国时间的讨论，汤用彤等人认为是在义熙八年（412）(21)。而从《法显传》中可确知法显登岸青州是在七月(22)。如果义熙八年回国之说不谬，则慧远作台之时，法显尚在茫茫大海之中航行，此“南国律学道士”断然不会是法显。但谢灵运之《序》明明白白地说“法显道人至自祇洹，具说佛影，偏为灵奇。”两者所言必有一误。事实上，法显回归日期尚有讨论之余地。
《法显传》文末云：“法显发长安六年到中印国，停经六年，还经三年，达青州。”法显于弘始元年（399）发长安，此并为学界认可(23)，而对于回国之时间，汤用彤、岑仲勉、许理和等人均认为是义熙八年的七月。事实真的如此吗？检《法显传》，法显在印度停留的时间只有五年，非《法显传》文末所云六年。
为明辨此事，依《法显传》，将法显西行时间表列出如下：
弘始元年（399），发自长安。（应在春季）
本年（399），至干归国夏坐。
弘始二年（400），留张掖夏坐。
弘始三年（401），于摩国安居。
弘始四年（402），乌苌国夏坐。
弘始五年（403），罗夷国夏坐。
弘始六年（404），僧伽施国龙精舍夏坐。
住摩竭提国巴连弗邑三年写经。
多摩梨帝国住二年，写经及画像。
由海道回国，经师子国，住此二年。（到师子国之时是在冬初）
自师子国坐船，经九十多日到耶婆提国，在此停五个月左右，以四月十六日出发，于七月十四日之前在青州上岸。（以此推，从师子国出发之时，大约在前一年之八九月间。）
据以上材料，法显从长安出发，经六年，即六次夏坐，即到达中天竺。而法显住摩竭提国巴连弗邑三年，多摩梨帝国住二年，实在印度停留了五年，而非六年。法显到师子国时在冬初，从师子国出发时是在第三年之八九月间，知法显在此停留并非整二年，而《法显传》中云“法显住此二年”，故可知，此二年并非实数。以此推知，所谓的“法显发长安六年到中印国，停经六年，还经三年，达青州”其时间计算必不是实数，若照实数，必至多算。因此以“六年到印度，停经五年，还经三年”来算，减去重复计算的一年，法显应在义熙六年（410）七月便从青州上岸。法显到青州后，留青州一冬一夏，应于义熙七年（411）夏坐后离开青州南下(24)。故义熙八年五月之前，法显是有时间上庐山的。因此，慧远《佛影铭》中之“南国律师道人”必指法显。联系上文，日本镰仓抄本之抄书者可能也是因为看到了谢灵运《佛影铭序》，认为法显造访过庐山，故看到“晋义熙十二年，岁在寿星，夏安居末，迎法显道人。”就认为是慧远迎法显，故至错误。
四、法显与佛驮跋陀
义熙十二年夏安居末，法显受檀越之请，去了道场寺。此亦有材料可以证实。《出三藏记集》卷三云：“摩诃僧祇者，言大众也。沙门释法显游西域，于摩竭提巴连弗邑阿育王塔天王精舍写得梵本，赍还京都。以晋义熙十二年，岁次寿星，十一月，共天竺禅师佛驮跋陀于道场寺译出，至十四年二月末乃讫。”(25)是以，法显义熙十二年十一月之时已在道场寺，此与《法显传》文末之跋语亦相合。
法显在道场寺之合作者是天竺禅师佛驮跋陀。佛驮跋陀亦称佛驮跋陀罗，汉名觉贤或佛贤，传在《出三藏记集》卷十四及《高僧传》卷二。佛驮跋陀，北天竺人，与慧远关系亦相当密切。佛驮跋陀先在长安受众僧排挤，遂南下投奔庐山。《出三藏记集》记载：“先是庐山释慧远久服其风，乃遣使入关致书祈请。后闻其被斥，乃书与姚主解其摈事，欲迎出禅法。顷之，佛贤至庐山，远公相见欣然，倾盖若旧。自夏迄冬，译出禅数诸经”(26)。佛驮跋陀于义熙八年离开庐山，至荆州(27)。是知义熙七年至义熙八年之中，佛驮跋陀亦在庐山之上。故慧远《佛影铭》中的“罽宾禅师”“南国律学道士”应分别是佛驮跋陀与法显。佛驮跋陀和法显应在庐山上相识。法显去道场寺，恐怕也是佛驮跋陀之介绍。
小结
本文经过以上论述，可以得到以下结论。结论一，《法显传》中文末跋文“迎法显道人”，必不是慧远。其理由如下：第一，慧远应卒于义熙十二年（416）八月六日，《法显传》中，“迎法显道人”时为义熙十二年之夏坐末，于时间上不合。第二，如果是慧远迎法显，应在庐山“留共冬斋”。而义熙十二年十一月，法显是在道场寺译经，此已为前文所证。第三，若是慧远所迎，作跋语之人必为慧远弟子，怎可以直呼老师之名讳？此显然为后人所增入。结论二，法显回国后，曾于义熙八年前后到过庐山。此由以下可以明证：第一，义熙八年（412）五月，慧远在庐山造“佛影台”，并作《佛影铭》，并请谢灵运作《序》。从谢《序》明白地提到，具说佛影的正是法显。第二，法显归国之年不在义熙八年七月，而是在义熙六年（410）七月就已从青州上岸，于时间上是相合的。
(1)魏收：《魏书》卷89《鄜道元传》，中华书局，1976年，第1926页。
(2)岑仲勉《<佛游天竺记>考释》（是书最初由商务印书馆1934年出版，后收入氏著《中外史地考证》（外一种）下册，中华书局，2004年。），岑仲勉熟悉中西交通，对书中地名考证甚为详备。事实上，岑书仅可算是法显西行之年谱，而非一校注本。丁谦《晋释法显佛国记地理考证》、李光廷《汉西域图考》卷七《节录晋释法显佛国记》。汤用彤《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有一节《法显之行程》揭法显西游之目的、同行之人物、及道途之艰辛。（汤用彤：《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武汉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257-260页。）日足立喜六（日）《法显传考证》（何健民、张小柳译，国立编译馆，1937年。）足立氏书以北宋元丰三年（1080）福州东禅寺的刻本和北宋政和二年（1112）福州开元寺的刻本为底本，校以日本滋贺县石山寺藏写本及高丽藏本。章巽《法显传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中华书局又于2008年出版了该本的修订本。此次修订应该说未作大的改动，仅吸收了近年来的一些成果，于书后增加了十个补注）。郭鹏《佛国记注译》（长春出版社，1995年），吴玉贵《佛国记》（佛光出版社，1996年）。朱东润先生也作过一个标点本（朱东润：《八代传叙文学述论》，复旦大学出版社，2006年，218-248页）。另外有关《法显传》之研究史可参考察团王邦维：《法显与<法显传>：研究史的考察》，载《世界宗教研究》2003年第4期；吴平：《编篡〈法显传〉研究文献集成的设想》，引自互联网络：原文地址http://bbs.fjnet.com/thread-151341-1-1.html。
(3)章巽《<法显传>校注》出一注：“慧远”二字唯镰本独有，今据补。按：镰本所保留此二字甚可贵，盖由此可知迎法显入道场寺，乃出于慧远。见章巽《<法显传>校注》第180页。
(4)参见《高僧传》卷二《晋京师道场寺佛驮跋陀罗传》，中华书局，1992年，第69-73页。
(5)汤用彤：《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第230页。
(6)许理和：《佛教征服中国》，李四龙等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253页。
(7)罗国威：《新发现的谢灵运佚文及述祖德诗佚注》，《辽宁大学学报》1996年第3期。
(8)《大正藏》第52册，第267页。
(9)《大正藏》第49册，第270页。
(10)《大正藏》第51册，第1039页。
(11)《庐山记》卷一，《大正藏》第51册，第1029页。
(12)《高僧传》卷六《晋庐山释慧远》，中华书局，1992年，第222页。
(13)《佛祖统纪》卷二六，《大正藏》第49册，第263页。
(14)《佛祖统纪》卷二六，《大正藏》第49册，第268页。
(15)《大正藏》第51册，第1048页。
(16)《大正藏》第51册，第1024页。
(17)《广弘明集》卷一五，《大正藏》第52册，第198页。
(18)例如许理和说：“所谓“罽宾禅师”除了佛陀跋罗之外，不可能再是其他人。”参见许理和《佛教征服中国》，李四龙等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271页。
(19)《广弘明集》卷15载：“晋义熙八年岁在壬子五月一日，共立此台，拟像本山，因即以寄诚，虽成由人匠而功无所加。至于岁次星纪赤奋若，贞于太阴之墟，九月三日乃详捡别记。铭之于石。”《大正藏》第52册，第198页。
(20)岑仲勉认为南国律学道士或指宝云一辈，而谢灵运之作，是牵涉附会。见岑仲勉《佛游天竺记考释》，《中外史地考证（外一种）》下，第846页。此说尚须一辨。与法显同行的十一人中，只有法显、慧景、慧达、道整四人去过那揭国，亲至佛影处。其中，慧景病死于过雪山途中，道整留在天竺，而慧达从弗楼沙国返回。至于宝云至佛钵处即回国，并未亲到佛影处。
(21)汤用彤：《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第260页。
(22)《法显传》记载法显从青州上岸，得两猎人，云“明当七月十五日，欲取挑腊佛”。故其上岸时间应在七月十三、四日。
(23)可参考章巽《法显传校注》第2页。
(24)据汤用彤研究，法显南下曾在彭城滞留过。（汤用彤：《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第260页。）以此，法显南下，并非径至都城建康（今江苏南京），而是多有停留。
(25)《出三藏记集》卷三，中华书局，1995年，第119页。
(26)《出三藏记集》卷一四，第542页。
(27)《出三藏记集》卷一四记载：“以义熙八年，遂适荆州。”见第542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