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师俗名赵绍伊，字子任，系陕西省郃阳赵氏之子。师生于清咸丰十一年（1861年）腊月十二日。其家世在当地皆有所称道，云有旧德[1]。父名秉纲，母张氏。有三子，长子名从龙，次子名攀龙，师行三，其父与长兄皆饱读儒书之人，而二兄则可能因家庭的劳动需要而从事农业的生产和家庭事务之中。

　　师出生六个月后，即患目疾，长哭一百八十天，大师在文钞中常提及此事。

　　光宿业深重，生甫六月，后遂病目，一百八十日，未开一目，除食息外，昼夜常哭。在老人料来皆不能得见天日，而幸承宿善根，好而仍见天日，实为万幸。[2]

　　但眼疾虽愈，视力还是有损伤，如果长时用眼，眼睛就会发红，而不能视物了，待眼睛休息好后才能再看。从大师的相片上看，眼睛并没有什么异常，大师自己也这么说[3]，这样很难断定师患何种眼疾。有人认为大师所患急性结膜炎[4]，笔者认为不可，因为大师此病在一般情况下并不妨事，也无病症。且在求戒时由于长时写字，用眼过度而又发红如血灌，如果是急性炎症，其病性何以存二十多年；再，大师在普陀时仍然是目有微疾[5]，所以是为何病，尚难断定。

　　目疾对于大师来说相伴一生，也与大师择法弘法息息相关：生甫即患，长哭六月之久，虽愈而仍有损；至受戒时，又因目疾，发心念佛且愈，得以深深体会净土法门之殊胜，此亦为大师力弘净土因缘之一[6]；至晚年法道大弘之后，正信的念佛法门已在各地响应，文钞、增广文钞、及各种善书佛书普及广泛，由于十方信众不断来信请示、或诸方之讨教、讨论，甚至诘难之函频频而至，又因大师长夜在电灯下校对经书，勤奋之极，因字过小而眼大伤（1934年冬）。当此之时，大师亦兼于时势，遂有隐退之意，于是广发告示（1935年二月）[7]，力劝不要再来函了。师常云及目疾，不但忏悔自己宿业，也劝人不要造坏他人眼睛之因[8]。有人认为大师一生弘法，幼而目疾，少而目疾，老而目疾，却总不失眠，实为异事。而诸多断人善根之名人，却老而不见天日，是为常事[9]。当然，此仅为一说而已。

　　师从幼小就随其长兄在家中读儒书，稍长后亦帮家中干些农活。少年后又随长兄移至长安继续读书。师能一直读书的原因有三：其一，师身体素质不好；其二，家庭的希望。大师学名绍伊，即是此意。郃阳在商朝时出了一个名相，名叫伊尹。师之此名即是希望他能求得功名，并能象伊尹一样名传千古；其三，师特聪慧故。这从大师的文钞中可以看出来，特别是文钞正编（增广），其用词遣句之文字功底极高（有的甚至是翩体文）[10]，读起来也朗朗上口；又从大师对佛教义理圆融无碍的辩辞，其智慧亦实令人景仰。例如，有人提出，“只要心好，何须持斋”的言论时，大师是这样批驳的：

　　今试论曰：只要心好，何必持斋。杀彼之身，悦己之口，是好心耶？非好心耶？且兵劫之时，贼来杀人，亦当皆是好心。设杀汝时，为感恩乎？为怀恨乎？……（则）汝之行为，原是众生，何可未得言得？[11]

　　正是由于大师的聪慧，对儒学义理的熟练，以及师处之于众多儒学者之中，则儒生相传的破斥佛教的习气，师亦效之破佛，并且有过之而无不及，师每谈及儒，必提到自己破佛之事。

　　光本生处诸读书人，毕生不闻佛名，而只知韩欧程朱辟佛之说，群盲奉为圭臬。光更狂妄过彼百倍，幸十余岁厌厌多病，后方知前人所说不足为法。[12]

　　师因病而深自悔悟，知受韩欧程朱之学误，而读佛经，遂发出世之愿[13]。

　　文钞中涉及大师未出家前之事极少，其中原因一是大师自己几乎不提，一是不愿别人讲（别人往往讲错，或添油加醋[14]）。仅有一次，师在普陀山时，曾因彭孟菴（1937年因卢沟桥事变而避难普陀山）之幼子与别家小孩打闹，讲过一段大师少时之事。对此二子讲了一段自己幼时之事来训导他们。师家乡每年秋收后，必演戏酬神，一日大师提早去并置一椅子于戏台前之佳位，遭一强少年之重打而忍之且不记仇之经过：“村中同姓某，粗而暴，向予厉声曰：此椅谁置？予答曰我。语声未绝，彼即掴我两耳光，将椅抛出数尺之外，予登时头痛欲昏，眼花乱灿，忍痛吞声，不敢闻于父母，恐父爱子心切，酿成口角也。从此益知自厉，不敢稍有疏忽。越数年长成，薄得村众垂青。暴者遇吾于途，迎而笑曰：请至吾家。予亦一笑诺之。此事平常未告人知，予固示弱，弱亦何妨？不可以新名词竞争二字奉为神圣不可侵犯也。[15]”是知大师少时即非为常儿之态及长成后学业之进取之优。

　　正是由于大师对儒学有透彻的了解，以及儒学对社会的巨大影响，所以在弘扬佛法时，站在更深一层来阐明、宏扬儒学，说明儒学对在为人、家庭和睦、社会安定的巨大功用，且影响了不少鸿儒学佛、念佛。

　　二 出家及参学

　　1882年（光绪八年），师21岁时，随长兄在长安念书，出家的念头在脑子中莹绕已久，此时趁长兄回家之际（家离长安240里），独自往终南山出家，礼莲花洞道纯禅师披剃，赐法名圣量，法号印光。寺院中条件十分辛苦，师曾自述：

　　光师意光总有蓄积，云出家则可，衣服须自备。只与光一件大衫，一只鞋，不过住房吃饭不要钱耳（此地苦寒，烧饭种地皆亲任）！[16]

　　师在作务之余，也学习功课、怡山发愿文，知有禅净之功夫，且有意于净土，纯公也不强使之同[17]。师此时由学《佛说阿弥陀经》而对净土法门生信，师在《与谢融脱书》中云：

　　所幸净土一法，于出家学弥陀经时已生信心，实未蒙知识开示，以当时业师，与诸知识，皆主参究，所有开示，皆破净土，吾则自量己力，不随人转。[18]

　　虽大师学修以净土为主，有基于此，大师在潜修、阅经时也注意禅及禅净关系，弘法时多论及禅宗之事，是始之于此，也是大师力扬净土、护禅宗之源。

　　不到三个月，长兄终于觅至，并托口“回家辞母，再来修行”。师知为籍词，也不得不随之而回了。归途中兄命大师脱去僧装，否则定要打死[19]。回家后，母亲并无恙，且对师之出家的态度是“无可无不可”。但长兄从龙却是十分反对，次日即严厉训斥“从今放下，否则定行痛则”。并对大师严加看管。后来，师随长兄从龙到亲戚家作客，席间大师故意大啖猪肉，从龙十分高兴，也因之对大师的防备较前疏松一些。

　　家中住了八十多天后，由于长兄到别处探亲，二兄也在晒埸中守谷子，防鸡践踏。机会难得，于是大师找到僧服，并偷了二百文钱，再逃至终南山莲花洞师父处。又害怕兄追来，第二天就不得不离去，纯公仅送师一圆洋钱。就这样一路行脚云游到湖北省竹溪境内的莲花寺讨了一个单，作苦行僧，每天打煤炭、挑水烧四十多人的开水。

　　次年二月（1883年，师23岁），寺内库头生病，住持见师诚实可靠，命师代理库头。在库房中大师见“杨枝灯盏明千古，宝寿生姜辣万年”对联及沙弥律中述盗常住物之报，“心甚凛凛，凡整理糖食，手有粘及气味者，均不敢用口舌添食，但以纸揩而已 [20]。又在任照客之职时晒经，偶读残本《龙舒净土文》，悟解念佛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实是了生脱死之捷径，从而更坚定了大师对净土的信念。

　　同年，师于陕西省兴安县双溪寺印海定律师下受具足戒。戒期中，由于大师擅长写毛笔字，故戒坛中所有写法之事，均由大师代作。由于写字过多，眼睛充血发红如血灌，甚为严重，因悟身即是苦，又忆及《龙舒净土文》之说，遂发心念佛。“即于闲时，专念佛号；夜众睡后，复起坐念佛；即写字时，亦不离佛。故虽力疾书写，仍能勉强支持，及写事竟，而目亦全愈。由是深解念佛功德不可思义”[21]。师由此感应，从此益信奉净土法门。这也对大师后来参学（如选择撤悟祖师之红螺寺）、阅藏研经、弘扬净土有相当大的关系。大师自已也这样说：“印光之于净土法门生信，由于《龙舒净土文》下卷”[22]，并有云：“光初出家，即以净土为归依”[23]。

　　受戒后，师仍住终南山太乙峰大顶寺，潜心研究、念佛。

　　1887年（光绪十二年，师26岁）师因久修净土，闻北京红螺资福寺为净宗专修道埸，遂辞师前往，十月入念头佛堂，后历任上客堂香灯、寮元、藏主等职。特别是身为藏主时，得以深入经藏。师后读徹悟禅师遗教，颇有悟入：徹祖以禅宗大德的身份而废参念佛，将其半生开示宗乘语录尽付一炬。所以大师由此更对禅净之界线分清十分明了，及以后对禅净异同及何以拣别禅之开示，就十分精辟了。自此以后，师便以徹悟语录为功课，老而不辍。师于此住四年，期间朝五台山一次。

　　1891年（光绪十六年，师30岁），至北京龙泉寺，作行堂。

　　次年，移单于北京圆广寺，住两年。期间有一事值得一提：一日，师与另一僧于西直门外缓步，遇一丐童，向师乞钱。师曰：念一句阿弥陀佛，给你一钱。丐童不念，师又云：念十句，给十钱。仍不念，再云：念佛一声给一钱，尽此一袋钱给完为止。丐童大哭，师遂给一钱而去[24]。可见人之善根各有不同。

　　1894年（光绪十九年，师33岁），普陀山法雨寺化闻和尚，进京请大藏经，身边无人，请师帮助检阅料理，见师作事精慎，又观大师道行甚严，回普陀山时，便邀师伴行，这样大师就进普陀山了。

　　三 潜修后弘法

　　1894年，师至法雨寺后，大师意以隐迹，遂安单藏经楼，主理藏经。师阅藏之余，励志精修。久之，寺中大众对师之修持学问，皆共钦佩。

　　1895年（光绪二十一年，师35岁），朝圣迹，拜舍利，住阿育王寺达三月之久。且有人朝拜舍利时，师皆附之而看[25]。

　　1897年，因法雨寺僧众坚请讲经，师辞不获已，遂讲《弥陀经便蒙钞》一座。讲毕即于珠宝殿侧闭关[26]。师此次一闭关，便达六年之久（两期，三年为一期），净业大进。出关后仍住法雨寺经楼。后由于谛闲法师为温州头陀寺请大藏经，邀师相与助理而入京都一次（1904年，光绪三十年，师44岁），其余时间皆住于普陀山中。

　　师从1894年入山以后，即始终韬光养晦，山中偶有文事令大师作，师皆署以他人之名，“印光二字，不敢露出”[27]。

　　师虽处山中，间有人请教大师者，皆以三世因果、闲邪存诚、敦伦尽份而劝之。至民国伊始，师虽未广弘教法，但其势已蓄，终于龙天推出。

　　师之弘法之缘始于高鹤年居士。高鹤年居士是近代佛教史上有名的佛教外护，也是一位史无前例以朝山访道而四出行脚的旅行家。从18岁始天涯行脚达三十五年之久，后又至力于社会救济事业，著有《名山游访记》。高鹤年首次拜访大师是1898年（光绪二十四年，师38岁），鹤年称大师“寮房之中，淡薄衣单，外无长物，真是一个清净僧宝”[28]。至此后，鹤年与大师关系一直很密切。

　　由于师几乎不怎么出山，而鹤年经常在外，与各地佛教皆有来往，熟悉外边的情况。到宣统元二三年（1909年），师常函询鹤年方外佛法如何，且嘱以提倡净宗及因果报应。

　　师向外弘法始于1912年（民国二年，师53岁）。因狄楚青在上海办《佛学丛报》（为中国近代佛教办报刊之始），请鹤年帮忙收集稿件。由于鹤年与大师十分熟悉，且知大师文章、修持皆佳，遂至普陀向师索稿四篇。这四篇文章分别是：《净土法门普被三根论》、《宗教不宜混乱论》、《佛教以孝为本论》和《如来随机利生浅近论》，前二署名“常惭”、后二署名“普陀僧”而刊之[29]。实际上，此四文皆是大师以前代他人所写的作品[30]。此时世人均不知“印光”之名。

　　恰好此时，在北京政府任职的徐蔚如居士，读《佛学丛报》，深为钦佩师的文章，遂四处向人打听“常惭”为何许人也。通过多种途径终于问得，“常惭”即是普陀山法雨寺的“印光法师”。从此，徐蔚如便设法收集并刊印大师的信稿，从民国六年（1917年）始，“印光法师”之名便扬于海内外，一发而不可收，大师在复他人信中是这样说的：

　　自光绪十九年至普陀法雨寺住闲寮，至民国六年不与外边人往还，即山上令支笔墨差事，亦不用“印光”二字，民国六年，徐蔚如得三封信，印数千册送人，名《印光法师信稿》；次年又搜得二十余篇，名《印光法师文钞》，由北京印出，来普陀求皈依，光令皈依谛闲法师。从此日忙于书札应酬，了无止期矣！[31]

　　师不收弟子（包括皈依弟子和出家弟子）是大师素有的心愿，民国二年，高鹤年到普陀收集稿件时，大师就说过：“欲皈依我者，决不承认”等语[32]。鹤年屡次顶礼劝师不可太执泥：如有真正发心请求者，务说方便皈依，方合佛祖遗风。但师坚不应允。

　　后鹤年虑及可能大师恐违常住之规模而不便，遂向法雨寺住持、老当家请求通过后，师始合笑点头允之。

　　1919年（民国八年，师59岁），徐蔚如之友周孟由兄弟及祖母到普陀，恳求皈依，师授之，是为师授皈依之始[33]。但大师一生却从未收过出家弟子；很多人写信向师表示要出家，师也多劝其在家修行，不可出家。

　　师在大弘法道之先，即有示悟境之迹。师在1919年（民国八年）腊月给高鹤年的信中写道：

　　光数十年来，印光二字不敢露出，因阁下多事之故，致令贱名劣作遍刺雅人耳目，愧何如之！去岁妄企亲证念佛三昧，而念佛三昧仍是全体业力。今年自知惭愧，于九月半起七，至明年二月底止，念佛三昧不敢高期，但企忏悔宿业，令其尽耳！谁知念佛三昧竟与真如法性同一不生不灭，佛光普照法界！我以业障不能亲炙，苦哉苦哉！奈何奈何！书此以期知己者代我分忧。[34]

　　能亲见宿业与真如法性同一不生不灭者，想必为悟道；又罗鸿涛在编辑《文钞三编》誊写此信时，在文后另加按语认为此即是大师示悟之迹[35]。另外，以大师的为人非常实在，且一向不以虚词示人，此必是大师亲身之体悟。并且，师在弘法之信中，屡屡强调弘法之先当求一心，得悟处后再弘法道不迟，否则必将以一盲引众盲，误人于深坑之中。笔者认为，此不论是示迹还是表演（也许大师早已悟道，甚或为再来大士），都符合大师之平素之言行，也是为后来者作楷模而已！所谓：八十老翁作舞，为教儿孙故。

　　师最初弘法时，认为《安士全书》十分重要，“允为世善第一奇书”。大师在教导弟子时，积极倡印此书。1908年（光绪三十四年）时即有四川李天桂发愿刊板流通，惜因缘不成熟而未行。尽管如此，师仍全力倡导，终于1918年（民七年）有陕西人刘芹浦（字在霄）并其外甥赵步云出资刊印，但印书之事须大师自为。

　　同年，大师便下出往扬州联系印书，但因初次出山，人生地疏，遂邀高鹤年同行。次年《安士全书》终于出书了（此书经大师校正本过）。从此以后，师常往扬州、上海校印、刊刻各种经书、善书（后来上海佛学书局、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等成立，就很少往扬州了）。师在上海时，太平寺住持真达在寺中特辟净室一间供师使用。此后力护法门诸君子，如魏梅荪、王幼农、许止净、范古农、王一亭、朱子桥、屈文六、关綗之等，或顺私人问道、或因社会慈善，有所咨询，亦时常至太平向师请益；各方投函，更难胜数。

　　大师如此忙碌了近十五年。在1928年（民十七年，师68岁），师因交通太便，信札太多，人事太繁，而烦不胜烦。有移居他处归隐之意。恰好有广东诸居士在香港建有佛堂，请师前往。七月，师下普陀山，先至太平，由于风大不得不延迟，而在沪诸师及居士等则力劝师留下。

　　1930年（民十九年，师70岁），因众人坚请，又有真达等师举苏州报国寺供养，师终因法缘之所在，移锡报国掩关。先是师意将灭迹长隐时，便以各种经书、善书之纸板数十百种及印而未流通之书数万册，付于明道法师。明道师承师命就上海觉圆创立弘化社，第二年（1931年）迁于苏州大师闭关之报国寺内。

　　大师本欲谢绝人事，闭关自修，却仍有众多弟子追而不舍。师不肯阻其向道之诚，仍在关中时为说法，弘法事业转为更盛。

　　由于师信函过多及有校书之事，忙不开交，又因眼不好，曾两次在新、申两报及半月刊上，登《谢绝函件启示》：第一次是1933年（民廿二年，师73岁），由于要编清凉、峨眉山、九华山三山志，无暇回信故；第二次是1935年，由于师校书夜以继日，勤奋之极，而所校之书字太小，在电灯下仍极力校，眼遂大伤。

　　1936年（民廿五年，师76岁），师应上海护国息灾法会之请，往沪说法七日，带说皈依，皈依者如云，师将所有香敬悉数捐去。

　　1937年，移锡灵岩山寺。师本无意于此，惟灵岩往昔代有高人，后道埸冷落，妙真师、真达师等苦心经营，遂得道埸大兴，迨功成，妙真师欲求师广为弘化，恰值日军侵我中华，将攻苏州城，所以大师乃移于山中，仍住关房。大师一生不做住持，亦是一大特色[36]。

　　师自弘法以来，所印经书、善书不下四五百万部，佛像亦多达百万余帧[37]。其主要有：《安士全书》、《净土十要》、《印光法师文钞（正续二编）》、《了凡四训》、《感应篇直讲》、《憨山大师年谱》、《寿康宝鉴》、《净土圣贤录》、《观音大士颂》、《正信录》、《新编净土五经》、四名山志等等几十上百种。其中，《安士全书》、《净土十要》是经过大师重订的。特别是《净土十要》，原为蕅益大师编定，后其弟子成时校订时，边校边删，事后也不重查，结果被改动很多，大师请人到处收集各要之原本，重新加上被删之文，且另加上《徹悟禅师语录》[38]。又，大师增编净土五经。原有《净土四经》，师认为《楞严经大势至菩萨圆通章》也是修净土之法门，故增编成《净土五经》[39]。另外，大师还主持修订新四大名山志。

　　大师一生所校订之书很多，但著述仅有《印光大师文钞》，而此所有，皆不以版权自居，既使是请中华书局、商务印书馆印亦是如此，其济世之心可见一斑。师曾在信中云：“至于凡属弘扬佛法之书，皆不得示有版权，若示则弘法之功德，不敌阻遏流通之罪过矣！”[40]

　　四 临终一著与舍利证信

　　1937年十月初十（民廿六年），师刚抵灵岩，十八日日军便占领了苏州城[41]。此时大师已77岁高龄，仍有许多弟子来函及来访，师依旧以大悲心不顾年迈而满足之。但师常在信中这样说：“光老矣，目力精神不给，只此来往之信皆用手眼二镜而看而写，以后切勿来信，亦勿介绍人皈依，以目力不能应酬也”[42]。虽如此说，但仍旧回信，如穆宗净有三封信中都有类似的话，文钞续编中大师仍复崔振德有五封信，可见大师慈悲之心怀了。

　　师在往生前一年，即常云“在灵岩待死而已”“光乃朝不保夕”，并强调死后不许用时人之恶派，作赞作诔妄为赞誉。应当宣扬净土法门，令见闻者生为贤善，死生乐邦。如在《复了凡冶公居士》信中云：

　　光已七十九，过二十日即八十，或在年内，尚要受几年罪，光死只许你们认真以净土法门自利利他。若为光作赞传诔，传送遐迩，乃系光之怨家。光一生不受人之虚誉，以死而无知而虚誉之，是为欺心，光只要弥陀慈父肯垂怜，此外一不愿闻。[43]

　　修行人最注重临终一著。尽其一生，皆可现形，有人一生名扬环宇，心中却是充满名利、损人利己之念，实是肮脏透顶，到死时皆现其形（当然，也有一生行恶，临终顿悟而悔者，但毕竟少而又少）。中国古代就有五福之说，其中有一个是“考终命”，就是“好死”的意思。净土法门实际上也特注重临终之事，临终对于未法时期无把握的修行者实在非常重要，另外大善知识的善终也可以启后人之信。大师在《文钞》许多处显示出特别对临终的关怀，专门著有《临终三要》。

　　1940年（民廿九年，师80岁），夏历十月廿七日是灵岩山寺沐浴之期，师晨七时便策杖由关房赴浴室，因步稍急，脚崴了一下，侍者扶回关房，请大夫诊察，毫无损伤。次日精神仍如平常，下午召集全山执事及居士等三十余人，开示灵岩之沿革，并说明灵岩住持不可久悬（十余年前由慈舟法师任，后一直在外弘法，不能顾及灵岩），即以妙真法师任之（此前为监院，料理寺务吃苦耐劳）。大众遂商讨升座之期，先订于冬月初九，大师云太迟了；又改为初四日，大师亦云太迟了；最后择定初一日，大师曰斯可矣。廿九日，师精神微现疲乏，午后即恢复发如常。冬月初一，早起精神甚佳，并与众师详细讨论接座仪式。后由于真达法师从上海赶到，遂请达师送座。初二早精神稍有不适。

　　初三早午均好，尚能自己行动（抽解、洗手、礼佛等），晚食粥后对真达老和尚云：“净土法门，别无奇特，但要恳切至诚，无不蒙佛接引，带业往生”。说毕大解一次，尚不需人扶持。后精神渐疲，初四日凌晨一时三十分，大师由床上起，云：“念佛见佛，决定生西”，言罢大声念佛。二点一刻，大师呼水洗手，洗毕，站起来说：“蒙佛接引，我要去了，大家要发愿生西方”，说完竟坐到椅子上，面朝西，侍者说：没坐端正。大师又自己站起来，端身而重坐正。后遂口唇微动念佛。三点多钟时，妙真和尚过来，大师对他说：“你要维持道埸，你要弘扬净土，不要学大派头”，此后便不再说话了，只唇动念佛而已。到早五点钟时，大师如入禅定，笑容宛然，在助念声中安详生西[44]。往生后大师之面貌仍如生时，矗坐如前。黄智俨在大师圆寂后闻讯而至，云：“初五晨去拜，入室，兀坐如常，但不能言，一拜之下，伫立而观，真耶？梦耶？[45]”从种种迹象来看，大师之自知时至是不言而喻的。

　　大师西逝后百日，即次年二月十五日，真达老和尚举火荼毗，入晚烟白如雪，现五色光。次日晚，妙真和尚偕众检骨：骨色白质坚，重如矿，触之作金声；顶骨裂五瓣，如莲花；齿全不坏，三十二颗；发现舍利上千，有珠粒、花瓣形、块式，有红色、白色、碧色、五彩色。精圆莹徹，夜间视之，有光放射，在山缁素，亲见之后，莫不惊叹罕有。妙真和尚检过之后，仍有许多法师、信众检余灰烬，礼拜祷求，又从灰烬中检得各种舍利，如菲律宾吴国英居士、新加坡广洽法师得五彩舍利、五台山广济茅蓬法度上人得翠色舍利、上海乐慧斌居士得巨块血舍利等等，殊妙感应甚多。[46]

　　又有无锡袁德常居士，见灰中尚有极小骨屑，思此亦为大师精血所成，遂发心专查检灵骨，与所得三小舍利一并存于瓶中。回家后，焚香顶礼，迎请灵骨，启而视之，忽见灵骨中有无数舍利，光耀夺目。次日供于无锡净业念佛社中，观之者莫不悲欣交集，信心大增。[47]

　　大师之从始至终，以实地风范利济众生，即使是生西之后，仍以灵瑞启发众生之净土信心，是为大师慈悲无极也！

　　注 释：

　　[1] 言行录P1，全五P2265，《大师史传》；又朱子桥曾经在大师家乡办过赈。

　　[2] 文钞续卷上书P266《致广慧和尚书》。

　　[3] 文钞三卷下P509，《复张觉明女居士书》。

　　[4] 见《当代佛门人物》陈慧剑著，宗教出版社。

　　[5] 文钞三卷下P1011，《复卓智立居士书》，大师在1922年（民国十一年）回卓智立居士书中云：“光近年来直是日不暇给，因目力不给，二十年来夜不用目，以夜若用目，次日便不能用。”

　　[6] 文钞三卷上P314，《复郭汉儒居士书》。

　　[7] 文钞三卷下P900，《谢绝函件启事》。

　　[8] 文钞三卷上P66，《复丁福保居士书四》；又文钞三卷上P86，《复丁福保居士书九》；文钞正、续、三编各处屡有提及，不必一一列举。

　　[9] 永思集续P42，全五P2672，德森《追念导师溯前缘》文中，德森师云，有江西大儒黎端甫（也学佛）及江苏大儒某皆斥古人，后黎五十余岁便瞎了眼，江苏某也瞎了眼。

　　又，文钞三卷上P293，《复谢慧霖居士书十二》，罗鸿涛在文钞三编誊写时有编者按云：“朱子晚岁失眠，岂非报应乎？”

　　[10] 纪念文集即全七P249，罗鸿涛《印公之人难企及》。

　　[11] 文钞正卷一书P34，《与林枝芬书二》。

　　[12] 文钞三卷下P499，《复邵慧圆居士书一》。

　　[13] 文钞正卷一书P43，《复永嘉某居士书五》。

　　[14] 例如，文钞续卷下P212，《复袁德常居士书其三》，大师曾论及，无锡报载大师曾在县学中读书，师斥之云，县城都没有去，何况县学。又如文钞续卷上P47，大师在《复吴沧州居士书二》中，有憨师从陈大心处听得一些关于大师的生平之事，作一史传，寄予大师，大师云：“然光一向不与人说从前诸事，彼所说者，或近事，若出家前事，均属附会。近有因放赈至吾村，吾村中人抄与彼之历史，亦不的确。以光离家五十二年，后生由传闻而知一二。彼令光补，光以死期在即，不愿留此空名于，故不补”。

　　[15] 永思集P101，全五P2455，彭孟菴《印光大师轶事二》。

　　[16] 文钞三卷上499，《复邵慧圆居士书一》。

　　[17] 言行录P3，全五P2267，《大师史传》。

　　[18] 文钞正卷二书P23，《与谢融脱居士书》；又，文钞续卷上书P266，《致广慧和尚书》，大师尝云：“光师以参究提命，则曰弟子无此善根，愿专念佛，以期带业往生耳！”。

　　[19] 永思集P101，全五P2455，竹如《印光大师轶事一》。

　　[20] 文钞三卷上P500，《复邵慧圆居士书一》。

　　[21] 文钞三卷下P1132，妙真、德森等《印光大师行业记》。

　　[22] 文钞三卷下P992，《复李觐丹居士书》。

　　[23] 文钞续卷上书P175，《复南通张海桥居士书》。

　　[24] 永思集P10１，全五P2455，竹如《印光大师轶事一》；又文钞三P511，《复张觉明女居士书》。

　　[25] 文钞三卷下P736，《复袁德常居士书》。

　　[26] 言行录P7，全五P2271，《大师史传》。

　　[27] 文钞三卷上P47，《复高鹤年居士书三》。

　　[28] 永思集P20，全五P2374，高鹤年《印光大师苦行略记》。

　　[29] 文钞三卷上P44，《复高鹤年居士书一》后，编者加按语引《半月刊》编者陈清香之文，本文采用陈之说；但其他处之说则与此稍有出入，如另有云，仅刊出三篇，皆署名“常惭”，众说不一。由于难以找寻到当时的原刊，无法确定，此待考。

　　[30] 文钞三卷上P52，《复高鹤年居士书八》。

　　[31] 文钞三卷上P216，《复钱士青居士书一》。

　　[32] 永思集P20，全五P2374，高鹤年《印光大师苦行略记》。

　　[33] 文钞三卷下P1134，妙真、德森等《印光大师行业记》。。

　　[34] 文钞三卷上P47，《复高鹤年居士书三》。

　　[35] 文钞三卷上P47，《复高鹤年居士书三》。罗鸿涛在编辑文钞三编誊写时，在信后所加按语曰：“谨按云栖遗稿有偈‘二十年前事可疑，三千里外遇何奇；焚香掷戟浑如梦，魔佛空争是与非’。憨山大师说，此是云栖老人悟道偈，今大师亲见宿业与真如法性同一不生不灭，窃谓即此偈意欤？”

　　[36] 言行录P18，全五P2282，《大师史传》。

　　[37] 文钞三卷下P1136，妙真、德森等《印光大师行业记》。。

　　[38] 文钞续卷十序P18，《净土十要序》。

　　[39] 文钞续卷下序P6，《净土五经重刊序》。

　　[40] 文钞三卷上P41，《复渐恒法师书二》。

　　[41] 文钞三卷上P345，《复常逢春居士书十三》。

　　[42] 文钞三卷下P739，《复张仁本居士书》。

　　[43] 文钞三卷上P247，《复了凡、冶公二居士书》，信中，师自称“八十”，乃中国过去的民间称法，是虚岁，按西方的算法是七十九岁，即中国的足岁。

　　[44] 永思集P29，全五P2383，灵岩山寺护关侍者《印光大师示寂记》；又纪念文集即全七Ｐ300，袁德常《回忆师尊生西之前夜》。

　　[45] 永思集P182，全五P2536，黄智俨《哭师座光公》。

　　[46] 永思集P31，全五P2385，范古农《印光大师舍利记》。

　　[47] 永思集P33，全五P2387，袁德常《印光大师舍利灵变记》。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