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正藏本
不着撰人名氏。按本文乃据大英博物馆藏炖煌本所印，文后有字一行曰：开宝五年张长继书记，然虽记于此年，未必即作于此年也。此文上下俱阙，所存者，首言“皇帝闻语，满目流涙，良久乃言和尚曰，朕之小国，总无供养，上人数年在其内中，朕且无心轻慢，朕虽为人主，滥处乾坤，每谢上人，来过小国，伏愿和尚慈悲，更住三五日间，得之已否”，覌此则该僧人之受皇帝宠遇，可谓深矣，然僧人究为何人乎？下文又云“远公既出长安，足下云生，如壮士展臂，须臾之间，便至[山*卢]山”，窃疑此远公即晋朝慧远，[山*卢]山即庐山也，然远公未甞至长安，则又何说？余谓本文乃陇西一见闻寡陋之僧人所为，彼盖闻远之声名，未甞在书中细捡其生平行迹而想象为文，致有此误。且僧人所重者在教义，对于史地向不重视，亦认为无详细考核之必要也。（刘白村 撰）

惠远外传一卷  （37-494）
大正藏本
不着撰人名氏。此乃依炖煌残卷藏于大英传物馆者所印。首部缺，次则记道安讲涅槃经于称光寺，崔相公听讲后还邸，遂为家人讲，先说生老病死之苦，次说五阴，来不得，怨憎会爱别离诸苦，相公邸内贱奴善庆，即慧还，则谓道安“上人说法，不能平等”，因为相公说明四生十类及三等之人，相公称善，于是善庆随相公入寺，与道安法师问答涅槃，后道安自言所讲《涅槃经》疏钞，从庐山逺大师处得来，善庆乃言已身即慧远，又举腕上肉环为证，于是道安自座起礼拜慧远。晋文帝闻之，勅迎远公于大内供养。以后又记远公之示现种种神变事。考《庐山莲宗宝鉴》四有辩远祖成道事，指摘庐山成道记伪作慧远之事凡七件，如第三辩远师出庐山三十年放浪白庄之事，第四辩远公应晋帝之召及为崔相公贱奴事，第五辩道安臂有肉钊乃移之远公事，皆与写本内容相合，岂同书异名耶？抑二书之内容同一来源耶？今不可考矣。此残卷后记开宝五年张长继书记，下至至元元年普度乃出《莲宗宝鉴》，此盖为四百三十余年前之写本矣。（刘白村 撰）

按《进旨》实为《惠远外传》写本残卷，原卷《敦煌遗书总目索引新编•斯坦因劫经录》著录作《庐山远公话》，下附说明，当出刘铭恕先生手（页63，中华书局2000年）：
S．2073 庐山远公话（首题）
题记：开宝五年（972）张长继书记。
此为远公古传，说者谓如庐山莲宗宝鉴所指庐山成道记伪纂惠远神变等事，向来以为其必非出古记。但以本卷证之，知远公七狂中所谓出庐放浪白庄三十年，不应晋帝之召，为崔相公家奴，臂有肉钏等神变故事，并早已脍炙人口，宁得谓为晚出。抑考此远公传，以近体小说命名为“话”，亦犹李娃小说命名为“一枝花话”，此亦考证小说史者之宝贵资料。又，本卷“进旨”以下若干行，笔迹行款与前文有异，鸣沙余韵并大正藏编者，未细加籀读，遂视为一独立文章，甚为可惜。今敦煌变文集已纠正其谬。
“进旨”为写本存首二字，全句《庐山远公话》作“今拟却归庐山，伏乞陛下进旨”。《进旨》、《惠远外传》，大正藏俱收入《古逸部》，《进旨》编号N.2864，《惠远外传》编号N.2859，忽焉不察其同出一本。刘汝霖提要已揭出二篇末皆题“开宝五年张长继书记”，然无王重民、向达等海外观书之机缘，惟据《大正藏》本所录作提要，而未尝比量勘合文字。
《外传》撰人不详，然恐非刘氏所悬揣为敦煌本土陇西僧人，盖《莲宗宝鉴》作者普度为元人，无从得见敦煌窟中遗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