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以往对晋宋佛学思想史的研究，多集中在般若学向涅槃学的转向，但很少注意到般若学自身的内在转向问题。在慧远之前，中土的般若学主要围绕“空”这一范畴展开，其理路与玄学本体论相似，解决的是一切法的本质问题，是对大乘佛学“法空”思想的哲学诠释。但在佛教信仰的语境下，这种诠释并非理性的分析，而是以对般若的体证为前提的。

　　晋宋之际佛学思潮的转向是一个较为复杂的思想史问题，学界一般认为，此转向主要是由般若性空之学彻底转变为以佛性为核心的涅槃学。但从佛教的教理而言，此转向并非“断裂性”的，因为，涅槃的证得必须以般若的显现为前提，所以，涅槃学与般若学在本质上都是对诸法实相的诠释：般若学从空性的角度解释实相，涅槃学则把实相落实在与个体生命相关的佛性之中。在这一转向中，慧远提出的法性思想成为由空性向佛性过渡的重要一环。

　　慧远对般若学的构建受毗昙学影响

　　以往对晋宋佛学思想史的研究，多集中在般若学向涅槃学的转向，但很少注意到般若学自身的内在转向问题。在慧远之前，中土的般若学主要围绕“空”这一范畴展开，其理路与玄学本体论相似，解决的是一切法的本质问题，是对大乘佛学“法空”思想的哲学诠释。但在佛教信仰的语境下，这种诠释并非理性的分析，而是以对般若的体证为前提的。般若学包含了两部分内容，一是在般若智慧的观照下所经验到的诸法空性，二是般若智慧本身。从学理上来说，后者在般若学中理应占据更为根本的位置。但由于受到了魏晋玄学的影响，中土佛学一开始便把重心放在了诸法空性上，对般若自身关注得较少。这种玄学化的般若学，在空掉诸法的同时，由于忽视了般若自身对于个体生命解脱的意义，导致其理论缺少了一个供人们追求与修证的宗教彼岸。慧远正是看到了这一弊端，提出了“法性”概念。在慧远所创立的新般若学体系中，般若是能证的智慧，当其圆满显现时，即经验到一切法的空性，同时也证得了无生无灭的法性，这便是宗教修证意义上的转凡成圣。所以，在慧远这里，般若学的对象不仅仅是所空的诸法，还包括了般若智慧所能证得的法性，法性常住不变，实际就是佛教的终极追求——涅槃。由此可进一步看出，慧远对新般若学的构建，应当是受到了毗昙学的影响。

　　对法性的了知等同于涅槃的获得

　　毗昙学最早由安世高传入中土，道安在晚年时曾用力于此，但未及展开。真正把毗昙学作为一种思想资源，消化在自身的佛学体系中，始自慧远。慧远对毗昙学的态度较为复杂。法性在毗昙学中本来是指诸法自性，并不直接等同于涅槃。涅槃的获得在理论上先要以智慧了知一切法性，因了知法性而断尽烦恼并获得涅槃。就修证而言，知法性、断烦恼、证涅槃是在同一瞬间完成的，对法性的了知即等同于涅槃的获得。这恰恰是慧远新般若学的理路。由此，修证意义上的法性就成为其思想的核心。

　　与此相应，般若在体性上具有认知功能，与凡夫层面的智慧不同，后者所认知的主要是有为法，而般若则可以如实经验到无为法，亦即法性。当般若实际经验到法性时，便是作为佛果的涅槃境界。由于受到毗昙学的影响，慧远认为涅槃境界与世俗世界是隔绝的，这是其与鸠摩罗什、僧肇等人最大的分歧所在。后者从中道实相出发，把般若、法性、涅槃统一于实相。在这一佛学体系中，般若本身即具有本体论的意义，而不仅仅是作为能证的智慧。般若自身就是法性、涅槃，亦即诸法实相。这样，般若必然表现为无知，涅槃也无凡圣之隔。相较于慧远而言，僧肇对般若的理解更符合大乘佛教义理。因为如果把涅槃理解为与凡夫永隔的至极之境，必然会堕入一种实体见，这违背佛教一切法无我的基本思想。

　　慧远仅是晋宋佛学思想转向的过渡性人物

　　无论是慧远还是僧肇，都是以般若学的理论开出了各自对涅槃的理解。涅槃作为佛教的终极追求，必须通过般若来开显，在教理上没有离开般若的涅槃，所以，也没有与般若学完全异质的涅槃学，二者的核心都是实相。

　　汉魏两晋时期的般若学由于缺乏中观学的观照，对实相的理解 “偏而不即”。僧肇的理解虽然最为恰当，但由于他完全打破了凡圣之隔，导致其佛学体系中缺少了实际修证的意趣，无法满足普通信众的宗教诉求。慧远以法性来诠释实相，虽然易被实体化，但至少在宗教修证之路上安立了一个可以依止的目标。

　　南北朝时期的涅槃学，实际是综合了慧远与僧肇的佛学思想，从佛性的角度诠释实相，佛性作为众生成佛的依据，本身就具有修证的意义。而佛性在体性上又与涅槃无二无别，均是般若智慧所开显的实相。因此，以佛性为核心的涅槃学，从境、行、果三个层面最为圆满地显现了诸法实相。就此而言，般若学向涅槃学的转向，本质上是中土僧人对实相的诠释角度发生了由空性经法性，再到佛性的变化。慧远以法性来诠释实相，可以看做是般若学向涅槃学的过渡阶段。其贡献在于突显了宗教修证对于生命解脱的核心意义，引发了后来对人之成佛问题的关注，为佛性理论的展开奠定了思想基础。但是，由于慧远受到毗昙学的影响，其对法性的理解有实体化倾向，把涅槃视为与凡俗相隔绝的彼岸世界，不符合中观学“中道不二”的思想，造成了对实相本身的误读，这是其佛学思想最大的缺陷。正是由于严守凡圣之隔，所以他才没能把实相与凡夫的心性相结合，而后者正是佛性思想的基本理路。可以说，对个体生命解脱的关注是慧远由般若性空转向法性不变的动因，但毗昙学对他的影响又使其无法看到法性与凡夫心性的不二性，无法从佛性的角度诠释实相，因而，在晋宋佛学的转向中，慧远也就仅仅起到了过渡性作用，涅槃学的实际建立，是从竺道生才开始的。

　　（作者：张敬川，南开大学哲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