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尼传”与“尼史” ——《比丘尼传》浅论

来源:《法音》2000年第02期 | 作者:王小明 | 发布时间: 2018-11-22 | 4490 次浏览 | 分享到:

《比丘尼传》，凡四卷，为南朝梁代僧宝唱所撰。宝唱，吴郡（今江苏省苏州市)人，俗姓岑。生卒年不详。少投建初寺僧祐出家，遍学经律。后住庄严寺，博采群言，酌取精理。天监四年（505)入京，奉敕住新安寺，参与僧祐之《众经要抄》八十八卷、僧朗之《注大般涅槃经》七十二卷之述作。又列席僧伽婆罗译场，笔受《阿育王经》以下十一部经。改订安乐寺僧绍之《华林佛殿众经目录》（世称“宝唱录”)。帝嘉赏之，敕掌华林园宝云经藏。师博学能文，名冠当世，著作颇多，另有《众经饭供圣僧法》五卷、《众经忏悔罪方法》三卷、《法集》一百四十卷、《续法轮论》七十余卷、《出要律仪》二十卷、《经律异相》五十卷、《比丘尼传》四卷、《名僧传抄》一卷等；后三部现存。

《比丘尼传》收集东晋穆帝升平（357—361)初至梁天监十一年（511)为止之一百五十年间，东晋、刘宋、萧齐、萧梁四代尼僧65人之传记。其具体人物次序名目为，卷一，东晋比丘尼共13人：净检、安令首、智贤、妙相、明感、昙备、慧湛、僧基、道馨、道容、令宗、妙音、道仪；卷二，刘宋比丘尼共23人：慧果、法盛、慧玉、道琼、道寿、玄藻、慧琼、普照、慧木、法胜、僧端、光静、善妙、僧果、静称、法相、业首、法辩、道综、慧濬、宝贤、法净、慧曜；卷三，萧齐比丘尼共15人：法缘、昙彻、僧敬、僧猛、妙智、智胜、僧盖、法全、净晖、昙简、净珪、慧绪、超明、昙勇、德乐；卷四，萧梁比丘尼共14人：净秀、僧念、昙晖、冯尼、慧胜、净贤、净渊、净行、令玉、僧述、妙祎、惠晖、道贵、法宣。以上65人是正传所记，另外还附见于各传51人（参见《高僧传合集》出版说明，第6页)。

据《释氏稽古略》卷二载，《比丘尼传》撰于梁天监十六年（517)（参见陈士强《佛典精解》第378页)。宝唱对于自己编写此书的目的，以及成书的经过和起止时间，都在传首的“自序”中有所记述，现摘录如下：

像法东流，净检为首，绵载数百，硕德系兴。善妙、净珪穷苦行之节，法辩、僧果尽禅观之妙，至若僧端、僧基之立志贞固，妙相、法令之弘震旷远，若此之流，往往间出，并渊深岳峙，金声玉震，实惟菽叶之贞干，季绪之四依也。夫年代推移，清规稍远，英风将范于千载，志事未集乎方册，每怀慨叹，其岁久矣。始乃博采碑颂，广搜记集，或讯之传闻，或访之故老，诠序始终，为之立传。起晋升平，讫梁天监，凡六十五人。不尚繁华，务存要实，庶乎求解脱者，勉思齐之德。而寡见庸疏，或有遗漏，博雅君子，箴其阙焉。

宝唱作为一名佛教僧人，是本着客观求实的原则来撰写本书的。这主要体现在，他对于历代比丘尼出家原因的记述，并没有刻意回避和掩饰负面消极的原因。传中所记比丘尼出家的原因大致有以下几种：1、婚姻问题，如抗婚、逃婚、守寡等；2、战乱横祸，如被兵、强盗所虏；3、家庭及周围环境影响，如家道及世道变故；4、生病还愿；5、家庭有信佛的背景；6、具有宿缘，天生喜佛。另外，从《比丘尼传》对四代比丘尼各自出身经历的记述中，我们还可以了解到一些当时社会政治及人民生活的情况。

《比丘尼传》中所记比丘尼，大都集中在江浙地区，中原和边远区域的人很少，这是因为作者宝唱身处当时南北分裂割据的局面所致。本书依时代为次，不分科目，但传中所记比丘尼，均可以与宝唱所撰《名僧传抄》中的科目相互参照。《名僧传抄》共分七科：法师、律师、禅师、神力、苦节、导师、经师。如妙智讲《胜鬘》、《净名》，妙祎讲《涅槃》、《法华》，应属法师之科；法净、惠果的注重戒行，昙彻的讲毗尼，应属律师之科；法相、法辩的禅观，应属禅师之科；净检的凌空而行，静称的驯伏猛虎，应属神力之科；慧濬、慧琼的蔬食苦节，道综、惠曜的焚身，应属苦节之科；道馨、普照的诵经，应属经师之科。其中妙音为殷仲堪谋取荆州刺史，在晋孝武帝前为之说项；法净、昙览因参与刘宋孔熙先的谋反，受到刑法制裁，反映当时佛教世俗化的一面，则可从《晋书》、《宋书》上获得印证。

《比丘尼传》具有极高的史料价值，其中记述的一些事件，填补了中国佛教史的空白。现就其中一些主要问题，作一简要的介绍。

一、比丘尼之始

比丘尼，梵语bhiksuni，巴利语bhikkhuni，又作苾刍尼、比呼尼、煏刍尼等，意译乞士女、除女、薰女，指出家得度、受具足戒之女性。

比丘尼之始，应该追溯到释尊听许姨母摩诃波阇波提出家。摩诃波阇波提，梵名Mahaprajapati，巴利名Mahapajapati，译作大爱道。摩诃波阇波提为古印度天臂城善觉王之女，即佛母摩诃摩耶之妹。释尊出生七日后，母摩耶夫人即谢世，由姨母代为养育。释尊成道后第五年，净饭王命终，大爱道率耶输陀罗及五百释迦族女，请求随释尊出家，为比丘尼之始。故宝唱在《比丘尼传》序中写道：“比丘尼之兴，发源于爱道。”

自佛教传入中国后，其思想首先在男性当中传播开来，第一位归依佛门的中国人就是男性。但是，一个思想的传播是不会被性别所限制的，一些有文化的中国女性也逐渐接触并接受了佛教思想，进而也就出现了归依佛门的中国女性。

第一位出家的中国比丘尼，据现在可考的文献记载来看，说法不一。据宝唱《比丘尼传》序中载：“像法东流，净检为首。”净检就是《比丘尼传》所记的第一位比丘尼。宝唱又在《比丘尼传》卷二“宝贤尼传”中记述道：“初，晋兴平中净检尼，是比丘尼之始也。”持此观点的大有人在，清初诗人朱彝尊《杂事》二十首之一道：“至晋始有尼，入梁俗莫挽。”陈士强《佛典精解》载：“佛教传入中国以后，在相当长时间里，也只有比丘，而没有比丘尼，一直到西晋末年武威太守之女仲令仪（即‘净检’)从罽宾国沙门智山出家，汉地始有比丘尼。”蔡鸿生所著《尼姑谭》附录“中国尼姑大事记”中写道：“仲令仪出家，法名净检，始有汉族妇女受戒为尼。”以净检为中国第一位比丘尼的观点，其主要根据就是宝唱的《比丘尼传》。

但若由此断定中国比丘尼最早始于晋朝，我觉得尚嫌草率。据宋赞宁《大宋僧史略》卷上“东夏出家”门载：“汉明帝听阳城侯刘峻等出家，僧之始也。洛阳妇女阿潘等出家，此尼之始也。”据《记纂渊海》卷一百八十五引《事物纪原》载：“《僧史略》曰：汉明帝既听刘峻出家，又听洛阳妇女阿潘等出家，此盖中国尼之始也。”以上又是一种说法，即比丘尼之初，始于东汉的洛阳妇女阿潘。

而又据《法苑珠林》卷十八引《汉法本内传》载：“法兰法师为众说法，开化未闻。时司空刘峻、京师宫庶、后宫阴夫人、五岳诸山道士吕惠通等一千余人并求出家，帝然可之。遂立十寺，七寺城外安僧，三寺城内安尼。”《广弘明集》卷一“归正篇”《汉显宗开佛化法本内传》载：“皆绕法兰听说法要。……司空阳城侯刘峻与诸官人、士庶等千余人出家，四岳诸山道士吕惠通等六百二十人出家，阴夫人、王婕妤等与诸宫人、妇女二百三十人出家，便立十所寺，七所城外安僧，三所城内安尼。”上述记载，又不见阿潘，而汉明帝的母亲阴夫人，又成为可考最早的有名有姓的第一位比丘尼。

若上述三段记载均属实的话，那么阴夫人应早于阿潘出家，因为阴夫人由于其政治背景，先倾听了竺法兰的说法。可正史未载阴夫人出家之事，故《汉法本内传》的记述未必可信。但不论怎样，中国第一位比丘尼至少在东汉就已出现。

二、尼坛

尼坛，指比丘尼受戒之坛。佛法初入中国，戒法不全，女子出家是从比丘受具足戒，后来随着戒法的译传逐渐完备，才改为从比丘、比丘尼二众同时受戒。《比丘尼传》记载了中国比丘尼戒法的这一发展变化过程。

据《比丘尼传》卷一“净检尼传”载：“晋咸康中（335—342)，沙门僧建于月支国得《僧祇尼羯磨》及《戒本》。升平元年（357)二月八日，洛阳请外国沙门昙摩羯多为立戒坛。……检等四人同坛上，从大僧以受具戒。”但是，像这种依大僧受戒，“未尽如法”。（宋赞宁《大宋僧史略》卷上“尼得戒由”)

据《比丘尼传》卷二“慧果尼传”载：“到元嘉六年（429)，西域沙门求那跋摩至。果问曰：‘此土诸尼先受戒者，未有本事。推之爱道，诚有高例，未测厥后，得无异耶？’答：‘无异。’又问：‘就如律文，戒师得罪，何无异耶？’答曰：‘有尼众处，不二岁学，故言得罪耳。’又问：‘乃可此国先未有尼，非阎浮无也？’答曰：‘律制十僧得授具戒，边地五人亦得授之。正为有处，不可不如法耳。’又问：‘几许里为边地？’答曰：‘千里之外，山海艰隔者是也。’九年，率弟子慧意、慧铠等五人，从僧伽跋摩重受具戒，敬慎奉持，如爱顶脑。”

据《高僧传》卷第三“宋京师奉诚寺僧伽跋摩”载：“初三藏法师明于戒品，将为影（景)福寺尼慧果等重受具戒，是时二众未备，而三藏迁化。俄而师子国比丘尼铁萨罗等至都，众乃共请跋摩为师，继轨三藏。”

据《出三藏记集》卷第十四“僧伽跋摩传第六”载：“初，三藏法师深明戒品，将为影（景)福寺尼慧果等重受具戒。是时二众未备，而三藏迁化。俄而师子国比丘尼铁萨罗等至都，众乃共请跋摩为师，继轨三藏。”

据《比丘尼传》卷二“僧果尼传”载：“及元嘉六年（429)，有外国舶主难提，从师子国载比丘尼，来至宋都，住景福寺。后少时问果曰：‘此国先来已曾有外国尼未？’答曰：‘未有。’又问：‘先诸尼受戒那得二僧？’答：‘但从大僧受得本事者，乃是发起受戒人心，令生殷重，是方便耳。故如大爱道八敬得戒，五百释女以爱道为和上，此其高例。’果虽答，然心有疑，具谘三藏，三藏同其解也。又谘曰：‘重受得不？’答曰：‘戒定慧品，从微至著，更受益佳。’到十年（433)，舶主难提复将师子国铁萨罗等十一尼至，先达诸尼已通宋语，请僧伽跋摩于南林寺坛界，次第重受三百余人。”

根据上述文献记载，可见当时求那跋摩于公元429年来到中国，传授大乘戒法。景福寺慧果尼向求那跋摩咨询有关比丘尼二众受戒事，欲如法重受具足戒。直到三年后师子国比丘尼铁萨罗等十余人来到中国，二部僧真正具足，而此时求那跋摩已经去世，于是转请僧伽跋摩共同为宋都比丘尼重受具足戒。

除了前面提到的慧果、僧果从铁萨罗重受具戒外，可考名姓的还有净音、僧敬、德乐三人。据《比丘尼传》卷二“宝贤尼传”载：“初晋升平中，净检尼是比丘尼之始也，初受具戒指从大僧。影（景)福寺慧果、净音等，以谘求那跋摩，求那跋摩云：‘国土无二众，但从大僧受得具戒。’慧果等后遇外国铁萨罗尼等至，以元嘉十一年（434)，从僧伽跋摩于南林寺坛重受具戒，非谓先受不得，谓是增长戒善耳。”据《比丘尼传》卷三“僧敬尼传”载：“逮元嘉中，鲁郡孔默出镇广州，携与同行。（僧敬)遇见外国铁萨罗尼等来向宋都，并风节峧异，更从受戒。”据《比丘尼传》卷三“德乐尼传”载：“到十一年，有师子国比丘尼十余人至，（德乐)重从僧伽跋摩受具足戒。”

因此，释赞宁在《大宋僧史略》卷上“尼得戒由”中总结道：“宋元嘉十一年春，师子国尼铁索（萨)罗等十人，于建康南林寺坛上，为景福寺尼慧果、净音等二众中受戒法事，十二日度三百余人。此方尼于二众受戒，慧果为始也。知阿潘等但受三归，又晋咸康中尼净检于一众边得戒，此亦未全也。及建武中，江北诸尼乃往僧寺受戒。”

中国的比丘尼戒法，除了在南朝刘宋时从师子国（今斯里兰卡)传入，在汉末魏初时从东天竺也有传入。据《法苑珠林》卷八十九“齐沙门尚统”传载：“后到汉末魏初，东天竺国有二比丘尼来到长安，见比丘尼众问曰：‘汝谁边受戒？’尼众答曰：‘我到大僧所受五戒、十戒而已。’二尼叹曰：‘边地尼等，患未有具。’为还本国，化得一十五人来。三人在雪山冻死，二人堕黑涧死，余到此土唯有十人。在此诸尼，悉赴京师，与授具戒。后到吴地，亦与彼尼受具讫已。西尼思忆本乡，即附舶南海而还。及至上船，唯有七人，三人命终。来去经途，十有余年。”

三、尼讲

尼讲，尼师讲说经典之意。据《大宋僧史略》卷上“尼讲”条所载，东晋废帝太和三年（368)，洛阳东寺一尼师道馨，俗姓羊，为沙弥尼时曾诵通《法华》、《维摩》二部，受具足戒后乃穷研教理，遂为一方道学所宗，此乃后世尼讲之始。

据《比丘尼传》卷一“道馨尼传”载：“竺道馨，……口恒诵经。及年二十，诵《法华》、《维摩》等经。……雅能清谈，尤善《小品》，贵在理通，不事辞辩。一州道学，所共师宗。比丘尼讲经，馨其始也。”可见，道馨为比丘尼讲经之始。但汤用彤在《康复札记四则》中写道：“《宋僧史略》中所言‘尼讲’条，初见于宝唱《比丘尼传》‘道馨传’。但传中所述当是‘诵经’，不是‘讲经’，故尼姑讲经是起于道馨也是后人的附会。”（《汤用彤学术论文集》，第316页)从传中“雅能清谈，尤善《小品》，贵在理通，不事辞辩”的记述中看，可见道馨善于讲解佛经义理，且版本较早的《赵城金藏》及《高丽藏》均作“比丘尼讲经”，故说“尼讲”始于道馨也不为过。

《比丘尼传》中，还记述了几位善于“讲经”的比丘尼：

《比丘尼传》卷一“道仪尼传”载：“道仪，……诵《法华经》，讲《维摩》、《小品》。”

《比丘尼传》卷三“昙彻尼传”载：“昙彻尼，……具足已后，遍习毗尼。才堪机务，尤能讲说。剖毫析滞，探赜幽隐。”

同卷“妙智尼传”载：“齐武皇帝敕请妙智讲《胜鬘》、《净名》，开题及讲，帝数亲临。”

同卷“智胜尼传”载：“智胜，……听受《大涅槃经》，一闻能持。……自制数十卷义疏，辞约而旨远，义隐而理妙。……齐惠帝闻风雅相接召，每延入宫讲说众经。”

同卷“法全尼传”载：“法全，……大乘奥典，皆能宣讲。”

同卷“净晖尼传”载：“净晖，……永明八年（490)，竟陵王请于第讲《维摩经》。”

《比丘尼传》卷四“慧胜尼传”载：“慧胜，具戒以后，讲《法华经》。”

同卷“净行尼传”载：“净行，……僧宗、宝亮二法师雅相赏异，及请讲说，听众数百人。”

同卷“妙祎尼传”载：“妙祎，……讲《大涅槃经》、《法华》、《十地》，并三十余遍。《十诵毗尼》每经敷说，随方导物，利益弘多。”

同卷“惠晖尼传”载：“惠晖，于是法筵频建，四远云集，讲说不休，禅诵无辍。”

可见自从道馨以后，比丘尼讲经日益频繁，水平也逐步提高，有的甚至被帝王、比丘所重而邀请讲经。其中智胜尼除讲经之外，还能“自制数十卷义疏”，实是不易。

四、尼正

尼正，又称尼僧正。即由官方任命来统制比丘尼众之尼僧职称。

可考最早之尼僧正，为南朝刘宋的比丘尼宝贤。据《比丘尼传》卷二“宝贤尼传”载：“宝贤，本姓陈，陈郡人也。……宋文帝深加礼遇，供以衣食。及孝武雅相敬待，月给钱一万。明帝即位，赏接弥崇。以泰始元年（465)敕为普贤寺主，二年又敕为都邑僧正，甚有威风。”从传中可见，宝贤深受帝王尊崇，不仅帝王供养衣物所用，还“月给钱一万”，故宋赞宁在《大宋僧史略》卷中写道：“尼正之俸，宝贤始也”。

宝贤出任尼僧正以后，对协调当时佛教内部事务，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据《比丘尼传》卷二“宝贤尼传”载：“贤乃遣（建)僧局，赍命到讲座，鸣木宣令诸尼不得辄复重受戒。若岁审未满者，其师先应集众忏悔竟，然后到僧局，僧局许可，请人监检方得受耳。若有违拒，即加摈斥。因兹已后，矫竞暂息。在任清简，才兼事义，安众惠下，萧然寡欲。”可见宝贤秉政清廉，故大众钦服。

《比丘尼传》中除了记述尼正宝贤外，还记有尼僧官法净。据《比丘尼传》卷二“法净尼传”载：“法净，……泰始元年（465)，敕住普贤寺。宫内接遇，礼兼师友。二年敕为京邑都维那，在事公正，确然殊绝。”

尼僧正、尼都维那等僧官多出现于南朝，在其余朝代难得一见。宋赞宁在《大宋僧史略》卷中写道：“北僧立制，多是附僧；南土新规，别行尼正。宋太始二年，敕尼宝贤为尼僧正，又以法净为京邑尼都维那，此则承乏之渐，梁陈隋唐少闻其事，偏霸之国往往闻有尼统、尼正之名焉。”

五、尼诗

僧人作诗，代不乏人，著名的《寒山子诗》就是最好的例证。现存的“僧诗”数量很多，其中以“证道偈”、“临终偈”为代表。但是相比之下，尼僧所作的“尼诗”就显得很少了。

据蔡鸿生《尼姑谭》中统计收录了13名尼僧的17部诗集，现已存少佚多。另外一些尼诗，散见于其它典籍。

现可考最早的“尼诗”，是南齐比丘尼慧绪所作。据《比丘尼传》卷三“慧绪尼传”载：“慧绪，……斋竟自索纸笔作诗曰：世人或不知，呼我作老周。忽请作七日，禅斋不得休。”《赵城金藏》及《高丽藏》有夹注作：“后复有十字，道别今忘之。”

六、尼寺

　　尼寺，指比丘尼所住之寺，又作尼庵、比丘尼寺。据《婆薮槃豆法师传》载：“于阿緰阇国起三寺：一比丘尼寺，二萨婆多部寺，三大乘寺。”可见印度极早就有比丘尼寺的设立。

　　中国尼寺之始，若按《汉法本内传》记载，应设于汉明帝时期。若按《比丘尼传》所记，则为净检与同志“二十四人，于宫城西门共立竹林寺”。

　　根据《比丘尼传》记载，自净检以后，历代比丘尼多有立寺，且其中大部分为当时帝王、官宦所施。又据《比丘尼传》卷一“明感尼传”载：“晋永和四年（348)春，（明感)与慧湛等十人济江，诣司空公何充。充一见甚敬重。于时京师未有尼寺，充以别宅为之立寺。”从而开创了官宦帝王舍宅立寺之先河。据宋赞宁《大宋僧史略》卷中载：“东晋何充始舍宅为寺，安尼其间。”《记纂渊海》卷一百八十四引《事物纪原》载：“东晋何充，始舍宅安尼，盖尼寺之起也。”

　　《比丘尼传》除《房山石经》、《开宝藏》、《洪武南藏》外，历代藏经均有收录。各版本之间差异不大，但某些记述略有出入。本文所引《比丘尼传》原文，以日本《大正藏》本为底本。作为《比丘尼传》本身，在记述中也存在着一些问题，现据笔者目前所发现者，略述一二。

　　1、《比丘尼传》卷一“净检尼传”载：“外国沙门昙摩羯多为立戒坛，晋沙门释道场以《戒因缘经》为难，云其法不成，因浮舟于泗。检等四人同坛上，从大僧以受具戒。”《戒因缘经》译于苻秦建元十四年（378)（《周叔迦佛学论著集》，第1103页)。据《比丘尼传》载，净检于升平（357—361)末年示寂，《戒因缘经》译出之时，净检早已去世，恐传中记述年代有误。

　　2、《比丘尼传》卷一“明感尼传”载：“晋永和四年（348)春，（明感)与慧湛等十人，济江诣司空公何充。充一见甚敬重，于时京师未有尼寺，充以别宅为之立寺。问感曰：‘当何名之？’答曰：‘大晋四部今日始备，檀越所建皆造福业，可名曰建福寺。’公从之矣。”据《晋书》卷七十七“何充传”记载，何充“永和二年卒，时年五十五”。明感等人于何充死后两年才过江拜见，如何能与何充相见，何充又如何能舍宅为之立寺。恐“永和”为“咸和”之误。

　　3、《比丘尼传》卷一“昙备尼传”载：“年七十三，泰元二十一年卒。”泰元，无此年号，应为“太元”之误。

　　4、《比丘尼传》卷一“慧湛尼传”载：“慧湛，……建元二年（344)渡江，司空何充大加崇敬，请居建福寺住。”据前“明感尼传”载，是于永和四年渡江，又恐误为咸和四年（329)，但建元二年与咸和四年仍相差15年，不知慧湛是一人独自渡江，还是与明感尼同渡？由于慧湛也居于建福寺，可以肯定的是，即使慧湛一人渡江，也应在明感尼之后，因为建福寺是何充为明感所立，寺名为明感所起。

　　5、《比丘尼传》卷一“僧基尼传”载：“僧基，……因遂出家，时年二十一。……建元二年（344)，皇后褚氏为立寺于都亭里通恭巷内，名曰延兴。……年六十八，隆安元年（397)卒矣。”按传中所记推算，建元二年僧基应为15岁，可传中又记僧基21岁出家，15岁僧基还未出家，褚皇后如何为之立寺？恐其中记述有误。

　　6、《比丘尼传》卷一“道馨尼传”中所出现 “泰和”年号，应为“太和”之误。

　　7、《比丘尼传》卷二“慧木尼传”载：“慧木，本姓傅，北地人。十一出家，师事慧超。”而现有文献可考的名“慧超”的僧尼年代均晚于慧木，故不知是确有其人而无记载，还是记述有误。

　　8、《比丘尼传》卷二“宝贤尼传”载：“初，晋兴平中净检尼，是比丘尼之始也。”晋无“兴平”年号，应为“升平”之误。

　　9、《比丘尼传》卷三“昙简尼传”载：“昙简，……以建武元年二月十八日夜，登此积薪，引火自焚，舍生死身，供养三宝。”同卷“净珪尼传”载：“（净珪)以建武元年二月八日，与昙简同夜烧身。”既然净珪是“与昙简同夜烧身”，日期应该一致，就不知此二传所记之日孰是孰非了。

　　10、《比丘尼传》卷三“德乐尼传”载：“德乐，……至年八岁，许其姊妹同时入道，为晋陵光尼弟子。具足以后，並游学京师，住南永安寺。……到（元嘉)十一年（434)，有师子国比丘尼十余人至，重从僧伽跋摩受具足戒。……年八十一，永元三年（501)卒。”按传中记述推算，德乐尼应出生于公元420年，八岁入道应是公元428年，就算到元嘉十一年重受具足戒，其年龄也才14岁。如此小的年龄，如何能够两次受具足戒，恐记述有误。另外，按《比丘尼传》卷二“慧果尼传”载：“到（元嘉)十年（433)，舶主难提复将师子国铁萨罗等十一尼至。”与“德乐尼传”载“十一年”不符。

　　11、《比丘尼传》卷四“慧胜尼传”载：“慧胜，……以宋元嘉二十一年（444)出家，时年十八，为净秀尼弟子。……年八十一，梁天监四年（505)卒。”按传中记述推算，慧胜应出生于公元424年，元嘉二十一年出家时应为20岁。又据《比丘尼传》卷四“净秀尼传”载：“（净秀)年十二便求出家，父母禁之。……至二十九方得听许。……梁天监三年（504)，……言绝而卒，年八十九。”按传中记述推算，净秀二十九岁出家时是公元444年，慧胜与其同年出家，如何为净秀尼弟子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