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慧远与《孝经》
来源: | 作者:秋怀 | 发布时间: 2018-07-19 | 4337 次浏览 | 分享到:
 
   慧远在阐释佛教伦理方面深受传统儒家伦理道德思想的影响，以其“内通佛理，外善群书”的眼光学识，遍察儒家思想与佛学之间相通相似之处，加以引申发挥，力求达到两者的融合和共存。儒家主要从其伦理道德思想出发，提出佛教不忠不孝，违礼悖德的非难。桓玄与慧远交锋时，问“不敢毁伤，何以剪削?”慧远答道：“立身行道。”《高僧传·慧远传》)在这里，桓玄引用儒家经典《孝经》中“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的话，以孝道来质问慧远；同时，慧远也以《孝经》中“立身行道，扬名于后世，孝之终也”的话来回敬桓玄，慧远能得心应手地引用儒家经典，敏捷地机巧地回应了桓玄的责难，赢得了广泛的尊重。而且，慧远认为出家与守“孝”道毫不矛盾，他说： “凡在出家，皆遁世以求其志，变俗以达其道。变俗则服章，不得与世典同礼，遁世则宜高尚其迹。夫然者，故能拯溺俗于沈(沉)流，拔幽根于重劫。远通三乘之津，广开天人之路。如令一夫全德，则道洽六亲，泽流天下，虽不处王侯之位，亦已协契皇极，在宥生民矣。是故内乘天属之重，而不违其孝；外阙奉主之恭，而不失其敬。”在慧远看来，佛教虽然没有行孝的具体仪式，甚至与儒家天道观有冲突，但佛教徒都以静修其身为尚，佛教徒的宗教实践有助于社会风俗的净化，有助于人心的提升，因此，佛教徒所为都是有裨于国家民生的，这不仅不背离孝，反而是更高境界的孝。
　　慧远在论述佛教社会功能时也引入了儒家的人世思想。从伦理观念思想上看，儒家伦理的价值指向是现世的、济世的、忧世的、振世的，提倡人世和修齐治平的政治思想，而佛家认为世界为一切苦，应该出家而达到涅盘。为了缓和佛教和儒家在伦理道德观上的冲突与矛盾，慧远把帮助君王治理国家视为佛教本有之义，所谓“是故悦释迦之风者，辄先奉亲而敬君，变俗投簪者，必待命而顺动。若君亲有疑，则退而求其志，以俟同悟。斯乃佛教之所以重资生，助王化于治道者也。”慧远还认为“释迦与尧、孔，发致不殊，断可知矣。是故自乖而求其合，则知理会之必同”。慧远在这里将佛教和名教沟通起来，在一定意义上已经把儒家圣人唐尧、孔丘和佛祖释迦等同起来，儒家人世精神被慧远援引到佛教思想中，为佛教在当时的社会大背景下，取得了发展的空间。
　　围绕在庐山僧团的众居士精通儒、道，学问渊博，庐山成为当时之学术重镇，不仅因为慧远精深的佛学造诣，更在于其拥有深厚的传统文化素养和博雅的风度。这样，慧远和居士名流才有共同的语言和共同点，才能对话，这为佛教的中国化道路开辟了新的境界。慧远“化兼道俗”，结交文人学士，为佛教的推广和维护做出了表率。这与慧远“内通佛理”有一定的关系，但与他“外善群书”也有密切的联系。重视用儒、道典籍来会通佛理。吸引名僧名士同情、接受和信仰佛教。与士族地主、荆州刺史殷仲堪上庐山致敬，和慧远“共临北涧，论易体要，移景不倦。继而叹曰：‘实信深明，实难庶几’。”对慧远的学识极为敬佩。传说“彭城刘遗民、豫章雷茨宗、雁门周续之、新蔡毕颍之、南阳宗炳、张莱民、张季硕等，并弃世遗荣，依远游止”，这与慧远的深厚的传统文化背景是分不开的。慧远与俗家弟子们热心讲《丧服经》，讲授《诗经》，有陆德明《毛诗音义》为证：“又案周续之与雷次宗同受慧远法师《诗》义。”连一向恃才傲物的大才子谢灵运极少推崇别人，与慧远交游后，也肃然心服。其最主要原因在于慧远的传统文化知识扎实，可以推知其学识与当时的名士不相上下，甚至更胜一筹，否则，怎能使名学硕儒们心服口服。可见传统文化不仅影响了慧远对佛理的解释，也扩大了其交友范围，反之也促使了慧远佛学的进一步与传统社会的交接，让佛教被更多的人接受和信仰。为其佛学的绵延提供了广阔的道路。 中国的社会环境和文化背景不同于佛教发生地印度。在慧远以后的佛教发展过程中，高僧大德对佛教进行了一些修改，对佛教在中国更快更好的发展起到了推动作用。
　　慧远保持了印度佛学的精髓，但是在传统思想的熏陶指引下，慧远又改变了佛教义理中与中国传统文化有相排斥的一面，对佛教进行改革和变化，使之能适应时代的需要，与时俱进，这是佛教在中国发展过程中得以成功的一个重要因素。